八九年前我在巴黎的时候,安得烈·马尔罗和我有一次谈话。一开始他就向我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我,一千多年以前,印度教不经过任何巨大冲突就把有组织的佛教排挤出了印度,那是什么缘故呢?印度教怎么能够不经过那曾使多少国家历史丑恶化的常见的宗教战争就把一种伟大而传布甚广的民间宗教吸收了呢?那时候的印度教拥有些什么内在的生命力或势力使它能完成这样一个伟大功绩呢?今天的印度是否还拥有此种内在的生命力和势力呢?如其有的话,那么它的自由和伟大就有保证了。
这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法国知识分子而又是一个行动家的典型问题。然而欧美人士很少会为这类问题忧心的;他们心里充满了太多的现代的问题。那些现代世界问题也充满了马尔罗的心中并使他感到烦心。凭着他那强有力的善于分析的智力,他在各处追寻光明,不论在过去或是在现在的事情中,不论在思想方面、在言辞方面、在著作方面或是最好的在行动当中,在生死存亡的孤注当中他都在找。
这在马尔罗显然并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他心中本就装满了这问题,所以我们一见面他就脱口而出了。这正是我心中的问题,或者可以说正是我心中常在思量着的那种问题。但我还没得到对他和我都满意的回答。回答和解释当然是有的,只是好像都没有打中问题的核心。
显然佛教在印度并没受到过广泛的或强暴的摧残。在印度的统治者和势力雄厚的僧伽团体之间偶尔也有过局部的纠纷或冲突。这些冲突通常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根本上的分歧。必须记住,印度教从来不曾完全被佛教所代替过,甚至当佛教势力在印度极盛的时候,印度教仍然普遍地流行着。佛教在印度是寿终正寝的,或者也可以说是衰朽凋谢下去而转变为一种别的东西。基斯说道:“印度有一种奇怪的天才,能够把别人的东西,加以改变,使其同化。”既然外国借来的事物真的可以使其转变同化,那么它自己头脑和思想中所生出来的东西就更不消说了。佛教不但完全是印度的产物,它的哲学和以前的印度思想以及吠檀多(《奥义书》)哲学是一气相连的。《奥义书》还讥刺过祭司权势和礼拜仪式,并且轻视过种姓的重要性。
婆罗门教和佛教彼此互有影响,尽管它们有着辩证上的冲突,或者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冲突,所以它们在哲学领域内,在民众信仰范围内,就更是互相接近了。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的体系及形式尤其接近。只要能够保持它的伦理的背景,大乘佛教是愿意和几乎任何事物妥协的。婆罗门教把佛当作阿跋多罗(“垂迹”,“神的化身”),也就是神。佛教也是如此。大乘教义传布迅速,但是它的范围虽获扩张,它的品质和特色却有了损失。寺院变得很富有而成为既得权利者的中心,教规也松弛了,巫术和迷信潜入到民众崇拜的仪式中来了。佛教在印度存在了一千年之后,就有逐渐衰退的现象。黎斯·大卫兹夫人指出它在那时期的病态说:“……在这些病态幻想的难以抗拒的影响之下,乔答摩的道德教义几乎都隐藏不见了。理论在成长壮大,每一种新的措施和新的假定都要引出另外一种措施和假定,一直弄到满天都是些脑筋里所伪造的事物,而佛教始祖的崇高而平易的教训,反被一堆炫人的形而上学的玄妙所掩蔽了。”ba
这一段描写也很可以适用于那时折磨着婆罗门教及其分派的许多“病态幻想”和“脑筋里所伪造的事物”上面。
佛教开始是在印度社会和精神复兴及改革的时候。它灌输一种新生命的气息到人民中间,它开辟了民众力量的新泉源,解放领导作用的新的天才和能力。在阿育王的皇家维护下,它传布得很快,成为印度最有势力的宗教。它还传布到别的国家,有修养的佛教学者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印度及其他国家之间,这种情形继续了好几世纪之久。在佛降世一千年后,公元五世纪时,中国求法高僧法显来到印度,他见到佛教在它的祖国还是非常兴盛。在公元七世纪一位更出名的求法高僧玄奘来到印度,那时他已看到衰败的征兆,虽然甚至那时在某一些区域中,佛教还是很强大的。此后相当多的佛教学者和僧人就逐渐地从印度转徙到中国去了。
另一方面,在公元四、五世纪笈多王朝统治之下,婆罗门教一度复活,而且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这丝毫没有反抗佛教的意义,但是它当然是增加了婆罗门教的重要性和势力,并且也是对于佛教的出世思想的一种反感。后期的笈多王朝对于匈奴的侵袭作过长期的抗拒,虽然终于把他们逐走,可是国家削弱了,衰退的历程也自此开始。后来有过几度光辉的时期,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但是婆罗门教和佛教都退化了,两种宗教中都产生了种种陋习;因此,要区别它们就不很容易。如果说婆罗门教同化了佛教,那么这种历程在很多方面也改变了婆罗门教本身。
在八世纪,印度最伟大哲学家之一商羯罗大师(Shankarāchavya)开始为印度教僧人组织教派,这是采用旧时佛教的僧伽组织。以前,婆罗门教内没有这样的僧侣组织,虽说僧侣的小集团是存在的。
在孟加拉省东部及印度西北部信德地方还存留着一些退化了的佛教形式;除此以外佛教在印度已经逐渐消失下去而不复成为传布辽阔的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