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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龙门阵战术（二）
书名：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6:05 字数：10188
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942年12月，杜重石以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到重庆去参加杨森的女儿杨郁文与蒋介石的外甥竺培丰的婚礼。
杨郁文是杨森的管家四姨太田蘅秋所生的女儿。关于竺、杨联姻的介绍人，有的书上说是毛人凤的妻子向心影。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当时杨森任贵州省省主席，不经常来重庆，所以何应钦和特务头子毛人凤两家，都住在重庆中二路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杨森的管家姨太太田蘅秋也住在重庆，她对这两人的家属曲意奉承，招待得非常周到，因此交情很深。过了一段时间，就由毛人凤的妻子向心影出面介绍，把她的女儿杨郁文嫁给了竺培丰。
据杜重石先生回忆，把杨郁文介绍给竺培丰的，是蒋介石的秘书宁波人汪日章和杨森的顾问广安人邱怀瑾。他们两人是勤工俭学留法时期的好朋友。竺、杨两家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婚礼的时候，汪、邱二人即以“月老”的身份出席。证婚人则是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居正。
不过，当时“名人子女”的婚姻关系，真正的介绍人与婚礼上的介绍人，往往是两回事儿，因此不妨把这两种说法都记在这里，何者为是，姑且存疑吧。
竺培丰是蒋介石妹妹蒋瑞莲的长子。蒋瑞莲的丈夫竺芝珊，本来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玉泰”号的店员。蒋介石发迹以后，依靠裙带关系，当过苏州税务局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段长等肥缺。蒋培丰在宁波商校毕业以后，蒋介石保送他到日本学习空军，很得蒋介石的喜爱。杨、竺两家的联姻，一家要笼络，一家想巴结，当然是建筑在利害关系上的政治性婚姻，只是以新郎、新娘为联系的纽带罢了。
婚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男女双方都是豪门，其场面的盛大、隆重、欢快、热烈，自不待言。贺客之多，虽非绝后，也是空前。婚礼之后，接着举办舞会。杜重石参加这样的集会，当然不是为了图热闹，更不是来看场面的。他作为一名地下党员，身负重任，到这里来，是他的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因此，他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找舞伴下舞池，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有什么适当的人选可以交谈的没有。
在舞厅里面转了一圈儿，正好迎面碰上了谈云章。前面说过，他是杜重石姑妈的侄子，两人也算是远房的表兄弟。他在刘文辉的部队中从连营长一直当到团长，后来参加军统，成了骨干，顺着这条线当上了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说起来，也算是行伍出身。此人性格倒还爽直，只是有意无意间总要显示自己在军统中的地位，显示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内幕消息多。正因为如此，所以杜重石在筹办“蜀德社”的时候，也把他拉进社里来当个“大爷”，一方面拿他当保护色，一方面就近探听消息。今天无意中在这里相遇，当然要跟他谈谈，就把他拉到了一边儿。
谈云章从刑警处派一批刑警到新近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受训，谈到了这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援助，也是对军统局的信任；杜重石反将他一句说：“现在美国人好像相信你们有些本事了，这才跟你们‘戴老板’联合成立什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人是看不起你们的，根本就不相信你们‘戴老板’手下会有什么能人。”
谈云章面有愧色地点点头说：“老弟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是不知道：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星期，委员长就把侍从室机要组破译出来的日本企图偷袭珍珠港密电急转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①交美国海军情报署。可是他们不相信中国有能破译日本密电码的能人②，还以为是中国人害怕美、日关系趋向缓和，故意制造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来挑拨美、日关系。后来美国人吃了大亏，才相信中国人的情报可靠。现在成立的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是专门研究情报的③，由我们戴老板当所长，美国海军情报署署长梅乐斯当副所长。梅乐斯就是一个破译密电码的专家。”
杜重石挖苦他说：“美国人大批地到中国来，你们警察局就有事情可干，也有大财可发了。你们把中国妓女送到医院里去检查，消了毒，再送给美军寻欢作乐，大把的美钞，不就进了你们的腰包了吗？”
当时重庆、成都的警察局，的确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这件事情，所以杜重石说的，并不是玩笑。
谈云章神秘地笑笑说：“老弟，你扯到哪里去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取得胜利，情报的及时和正确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中美合作所，目的在于加强中美情报合作，帮中国培训情报人员。合作所帮我们训练刑警，所有的教材和器械设备，都是美国赠送的。美国教官的全部费用，目前暂时由我们垫付，以后再由美国分期归还。你说的妓女检疫，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警察局想不管也得管。妓女既然客观存在，让她们去检查一下，总比带着梅毒到处传播要好些吧？……
两人正在聊天，突然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迎面走来。谈云章给杜重石介绍：这是毛人凤的夫人向心影，如今两口子都借住在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毛人凤是军统局地位仅次于戴笠的特务头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他的夫人，杜重石却不认识。没想到向心影听了谈云章的介绍之后，歪着脑袋端详了一阵杜重石，笑着说：“原来是杜家阿弟呀？十几年不见，小伙子不但有了出息，人也越长越漂亮了嘛！”
向心影一笑，露出腮边两个小小的酒涡儿，风韵相当迷人。杜重石这才想起来，原来这个向心影，就是以前的老邻居向绍英！
谈云章惊讶地问：“你们本来认识？”
向心影哈哈大笑：“认识你以前，我们就是老相识了。岂止是相识，我们还在一起住过呢！”
“怎么？你们……”谈云章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许胡思乱想！”向心影卖弄风情地白了谈云章一眼。“人家可是个正经人，不像你……”
说笑了一阵，向心影别处应酬去了。谈云章还有些不信地问杜重石：“你们当真同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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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石也笑了起来：“我可没那胆子偷吃这样的禁果！1931年，我在上海读书，暑假期间我没回广安，在打浦桥租了一处石库门①房子住。为了省房租，是和一个万县人叫向友楠的合租的。我和向友楠住前楼，他的一个侄女儿住后楼。这个侄女儿，当时叫向绍英，就是今天的向心影。我们俩同年，不过她比我大几个月，所以混熟了以后，就叫我‘杜家阿弟’。那时候，她刚满十八岁，豆蔻年华，的确长得漂亮，鹅蛋型的脸面如桃花，整齐的刘海下面，两条柳叶似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双眼皮儿大眼睛，明亮清澈，高矮适中，身材窈窕，常穿一件乔其纱的旗袍，一笑露出两个小酒涡，真是温文尔雅，聪明伶俐，妩媚动人……”
“听你那么一说，简直把她描写成西施再世了。看她的今天，尽管风韵犹存，却不像你说的那么美。别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看她的今天，一方面固然年龄已经增长了十一岁，对一个女人来说，‘青春’阶段已经过去，更主要的，是生活的经历把她少女时代的天真烂漫、纯真无邪统统消磨光了。当年她的眼光是热烈、聪敏、温柔、坚毅的，令人生爱；今天她的眼光是深沉、冷凝、狡黠、闪烁的，看了令人生厌，甚至恐惧，的确是前后判若两人。《麻衣神相》上说的‘相随心变’，是有道理的，绝不是迷信。当年她在上海，如果不是早已经名花有主，我是会喜欢她的。今天重逢，我却有些怕她了。”
“你说的当时她已经名花有主，是不是指的殷汝耕？”
“不错。我和她认识不久，就知道她原来是殷汝耕的情妇。殷汝耕是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留学生，1927年当过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当时在外交部东亚司工作，已经四十五六岁，时常到她住的后楼来幽会。暑假期满后，我回到学校，接着‘九·一八’事起，我们忙于救亡，从此就没有再见过她。”
“那么她后来的情况你是一无所知啰？”
“至少她怎么会嫁给毛人凤，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九·一八’事变以后，殷汝耕参加过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人制造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出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古今中外，政府的名称很多，公开打出‘防共’旗号的，也就他这一家。向心影的叔叔向友楠，本来就是我们的人，这时候出任四川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他向我们老板详细介绍了向心影以前跟殷汝耕的关系，建议利用她和殷汝耕的旧情作为掩护，派她去刺杀殷汝耕。我们老板接受了他的建议，亲自跟向心影谈了话，鼓励她以国家、民族的大利、大义为重，割断儿女私情，果敢行动。向心影当时倒也答应得很干脆。可是一到河北，见到了殷汝耕，发现殷汝耕还是那么爱她，为情所困，不忍下手，就劝他不要做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事。殷汝耕听出她话中的意思，醒悟到她不是为续旧情而来，一再盘问，软硬兼施，她终于说出了戴老板派她来刺杀的实情。殷汝耕感动之极，再三保证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绝不会伤害她，保证安全送她回到南京。刺杀任务没有完成，戴老板很光火，责令毛人凤审查她未完成任务的原因。审查期间，毛人凤被向心影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所征服，给她做的结论是‘年轻无知，悔悟认真，恕其初次，留观后效’。──这一留，就留给他自己了。要是别人，处分起来可不轻呢！”
向心影当年心肠软，没有杀掉殷汝耕，不过殷汝耕最后并没有逃过枪毙的下场。只是向心影经过这一次“淬炼”、特别是参加了军统以后，心肠竟变得十分冷酷。她与毛人凤之间并无感情，而是有她自己的所欢周伟成。两人经常合作设计害人。他们陷害杨森的九夫人蔡文娜，已见前述。
1943年1月11日,杜重石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活动,见到了吴玉章同志，把谈云章所说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情况向吴老作了汇报。吴老说：“从现有迹象观察，蒋介石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恐怕不仅仅是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战场交换情报的需要。很有可能这是美蒋特务机关互相勾结、迫害中国人民的先兆。”
以后的事实，证明吴老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杨家的婚事忙完了以后，杨森抽工夫在渝舍和杜重石谈谈去延安的见闻和成都办事处的工作，范埏生也在座。杜重石从延安回来以后，杨森从湖南撤到贵州，两人还没有机会见面细谈呢！
谈完了工作，杜重石特地又问起1939年6月12日发生的“平江惨案”。当年的6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过报道，说是二十七集团军派人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惨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为此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延安各界还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杜重石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曾写信给杨森询问事件真相。也许杨森有难言之隐，没有答复，所以今天顺便一问。
杨森说：“杀害新四军通讯处的人员，是何学植干的。他是暗藏在集团军内部不露身份的军统特务。薛岳命令我抓捕新四军通讯处的全部人员，还特别指名派何学植去执行。我的命令是叫他到那里抓人，他到了那里，却自作主张把人打死了，事后说是奉的薛岳的密令。他对我是阳奉阴违，对薛岳是唯命是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的处境就像从前有人说我挖了朱玉阶的祖坟一样，我能声明与我无关吗？我是二十七集团军的总司令，杀人的是二十七集团军的何营长。我只有替别人‘背黑锅’的份儿。”
杜重石性子一上来，又振振有词地说：“这分明是有人故意在军座与共产党之间制造矛盾嘛！看人论事，不能只是以事论人，还要以人论事；以人所处环境、地位的特殊性，来说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只看事物的发生，不看事物发生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自然就会引起误解了。”
范埏生在一旁笑着说：“你又来了！你是不知道，惠公接到你谈论平江事件的那封信，连二十军里都有人向惠公进谗言，说你在‘教训’他。惠公当时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嘛，难免自以为是。这是年轻人好胜心强的表现。’你都二十六七岁的人了，还挂着少将衔儿呢，惠公说你是个‘小孩子’，进谗的人也就没话可说了。”
这一番话，说得杜重石也哈哈大笑起来。
五、骂斯大林和捧张国焘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宣布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中央随后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两个文件都在《新华日报》上刊出以后，青年人中间议论纷纷。有的说：“共产主义的宗旨，是全人类得到解放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得到最终的彻底解放。共产国际负有解放全人类的职责，现在斯大林把它解散了，就是放弃了最终解放无产阶级。‘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从此也不适用了。”有的说：“中共同意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向国民党表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为此“蜀德社”召开社务会，本想统一一下思想，好向社内外的青年们做宣传。不料谈云章以他掌握内部秘密消息为本钱，在会上说：“你们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要解散共产国际吗？这是因为德国军队快要打到莫斯科，斯大林顶不住了，要求罗斯福、邱吉尔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分散德国的兵力，以减轻莫斯科的压力，全力支持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还耍无赖威胁罗斯福和邱吉尔说：‘你们不开辟第二战场，我就和德国单独媾和。’邱吉尔对罗斯福说：‘不要理睬斯大林的讹诈，他不敢违背《联合国宣言》，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要咱们开辟第二战场，以解斯大林格勒的围，也可以。但要斯大林解散在世界各地进行捣乱、颠覆别国政府的共产国际作为条件。斯大林坚持了一阵子，坚持不住了，为了斯大林格勒，只好忍痛牺牲，把共产国际解散了。其实，这也不过是名义上的解散而已，一切活动，依旧可以在换一个名义甚至什么名义也不用照常进行。”
这种国际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搞军事的人可以“兵不厌诈”，搞政治的人也绝不可能怀有一颗水晶玻璃般透明的心，不然，准让政敌给吃掉。但在当时的地下党组织看来，谁敢说斯大林的坏话，就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的谣言，必须加以澄清。不过杜重石这个地下共产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在“蜀德社”中，最多也只能以“思想激进的国民党少将”的面目出现，因此不便公然打断他的话，更不能与他辩论，只能听他继续说下去：
“‘大太子’①是留学苏联回来的。他在苏联一呆就是十几年，是个正牌儿的共产党，对共产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比谁都清楚。只为他不佩服斯大林的为人，差点儿也被斯大林杀了。他常对戴老板说：‘斯大林是红色帝国的独裁暴君，他和希特勒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是个瓜分欧洲势力范围的分赃条约。斯大林把波兰送给希特勒，希特勒把波罗的海三国划给斯大林，所以斯大林才能操纵爱沙尼亚的共产党组织亲苏内阁，使非共产党员的议员在内阁选举中全部落选，使原本独立的爱沙尼亚变成苏联的附庸，残酷镇压爱国者，把成千上万坚持独立的爱沙尼亚人放逐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去。对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是这样吞并的。’斯大林还专会做‘移祸于曹’的事：今年4月13日，我们收到了柏林的广播：‘在莫斯科西南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一处埋有近万名波兰人尸骨的荒坟，据查，是被俄国人杀害的波兰军官。’消息播出后不久，斯大林就发表讲话，说这是希特勒捏造的谎言。这些军官，是在苏联红军退出波兰以后，落入德军手中，被德军杀害的。我们收到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广播以后，戴老板还以此来测验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要我们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当时流亡国外的波兰人都认定是斯大林干的。据此我也认定是斯大林干的。因为如果没有实据，波兰人绝不会袒护侵略他们国家的敌人。”
会后，谈云章还借坐茶馆“摆龙门阵”的机会，一方面大骂斯大林，一方面大捧张国焘。凡是说到斯大林，他总是以“‘大太子’对‘戴老板’说”开头，然后说：“1934年苏共举行的十七大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基洛夫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所得的选票比斯大林多。可是不久，声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人暗杀了。斯大林借追查暗杀基洛夫的阴谋者为由，在党内开展清洗运动达三年之久。到了1937年，一百多名中央委员中居然有八十多人被捕或被杀。出席1934年苏共十七大的一千九百多名代表中，竟然有一千一百多名被逮捕，有的被杀，有的长期监禁，有的送到芬兰劳改营，有的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杀人的最高潮，是公开审判政治局委员格里戈里·加米涅夫、列夫·加米列夫和尼古拉·布哈林。斯大林把他们仨人说成是谋害基洛夫的策划者，都惨遭枪决。斯大林用这些卑鄙的手段残害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才能放心地坐上‘唯我独尊’的宝座。‘大太子’仅仅因为在苏联用了‘尼古拉’这个与布哈林相同的名字，也遭到王明的进谗，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斯大林当政的苏联，热衷于以‘肃反’为名搞报复，搞陷害，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斯大林的做法，已经远远地背离列宁主义原则了。正因为‘大太子’对斯大林所推行的那一套十分厌恶、十分反感，所以他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代，所推行的个人崇拜，导致了他个人权力的恶性膨胀，犯了许多大错误，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凡是知道苏联当时内幕的人，除了斯大林的崇拜者、追随者之外，不是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就是失去了信任。斯大林的做法，还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模仿、学习他的做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在当时，连谈云章这样的小特务都能够振振有词地指责斯大林“违背列宁主义原则”。他的这条“进步尾巴”，当然是为了迷惑蜀德社的“新酒”们。这话在今天看来，基本上仍无大错，但在四十年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在鼎盛时期，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是典型的反苏反共的“反动言论”。而像杜重石这样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在事实面前竟也无法反驳，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悲剧。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终于解体。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如果斯大林当年不搞个人主义膨胀，不搞领袖终身制，而是遵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办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国内政局团结，人民生活幸福，在国际上真正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一个样板，又何至于会有解体的一天呢？
话说到这里，联系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人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伟大：他没有拜倒在斯大林的脚下，没有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办事，不肯划长江为界，像德国、朝鲜那样，也搞出南北两个中国来。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没有丝毫动摇，难道不是中国不听斯大林的话的结果吗？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一年之后，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又似乎恰恰是给谈云章的小道儿消息做了注解的一般。
事情还不仅止于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张国焘，由于与毛泽东等人的政见不一，主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人，在某一个政治组织中，如果因为意见不一而主动退出，应该说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最低的要求，则是不应该投降这个组织的敌对一方，给原来的敌人做事。张国焘脱离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但投降了国民党，还投靠了特务机关，替军统局训练骨干。谈云章，就是听过张国焘讲课的军统局骨干分子之一。由于张国焘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投敌，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是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的。
谈云章说：“张国焘给我们讲课，课题《谈谈苏联问题》，就十分引人注意。他讲了几个小时的课，并没有一句反苏反共的话。他说：抗战五年来，中国的牺牲是惨重的，损失是巨大的。好在我们国家穷，没有什么建设，被敌人轰炸扫荡，除了人命之外，就是一大堆废铜烂铁。抗战胜利了，重新建设，也比较容易。但是希特勒侵略苏联，就不能与日本侵略中国相提并论了。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二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钢铁、石油、煤炭、机器制造、飞机、坦克、军舰等等，从无到有，数量质量每年直线上升。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已经赶上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军工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公认苏联共产党为领袖。可是今天竟被希特勒的铁蹄纵横苏联的疆土，经过轰炸焚烧之后，变成一片废墟。今天的苏联，也像中国一样，变成了穷光蛋。在今后三十年的国际舞台上，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按照张国焘的推理，苏联一垮，其他各国的共产党，必定是“树倒猢狲散”，成不了什么气候了。尽管张国焘对国际共运了如指掌，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预测却是错误的。战后的苏联，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基本上恢复了战争创伤，而战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当时也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张国焘在他后来侨居美国所出版的英文本长篇回忆录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任何一个政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只能是开除党籍，而不能处以极刑。斯大林不但在苏联残杀了大批“持不同政见者”，还派王明等人回国来杀了大量党内的的“托派”。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似乎是成立的，但是任何一个图取政权的政党都做不到。因为凡是“造反”的政党，都有军队和政权，判处“持不同政见者”死刑，不是以“党纪”执行，而是以“军法”或“国法”执行的。再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一旦跑到了敌人的一方，必然比原来的敌人更厉害、更可怕。这就是太平天国降清将领杀起太平军来比清军更厉害的原因之一。最慎重的做法，只能是有言论的，开除；有行动的，镇压。但是在言论与行动之间要划出一条界线来，也不容易
对于军统特务谈云章所散布的反苏反共言论，当时杜重石他们因手头缺少根据，只能发动知名袍哥界人士及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以分析国际政局为名，进行正面的宣传，强调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抗战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之一；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就是削弱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同时发动袍哥中的“新酒”们在他们足迹所能到达的地方，以“摆龙门阵”的形式随时宣扬以上观点，以作配合。当然，这种力量比较薄弱，所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