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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杨森提携后辈
书名：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 作者：吴越 更新时间：2015-11-02 14:15 字数：2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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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四川广安人杜重石，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后，凭他父亲与杨森的深厚世谊，杨森任命他为二十军军部秘书。从此，这个本来学艺术的学生，进入了军政圈子，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地颠簸了一生。 本章叙述他是怎么进的二十军，二十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其军长杨森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也介绍了杨森这个妻妾众多的军阀如何生活。
一、讲闲话引出话头
四川古为巴蜀之地，川东为巴国，川西为蜀国。据《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的考古发掘报道，早在两百多万年前，就有人类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这里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四川省原是我国各行省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行省，有人口一亿一千多万，将近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解放前，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整个西南地区共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个省。当时西南地区川、康、云、贵四省一共七千万人口，四川就占了五千万。半个世纪来，我国总人口翻了一番，四川省的人口相应地也翻了一番。
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这个直辖市可不比一般，下辖19个区，17个县，4个自治县；全市面积为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总面积的2.39倍，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人口3,144万人。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几乎把原来的半个四川省、至少是整个川东划出去了。
四川不但在西南四省中人口最多，物产也最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但是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实只富了一个“川西坝子”，而川东和川北的山区，则十分贫穷。早先，老百姓连穿衣、吃饭都有困难。
1949年11月,笔者是二野三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部队的成员。我们行军路经川东酉阳、黔江二县的交界处，当时天降大雪，无法继续前进，得到命令：就地宿营。我们一个班，在公路边不远的半山坡上找到一家老乡，就在那里住下。进门不久，就发现这家人家夫妻两口子只有一条能遮羞的裤子，需要见人或外出的时候，两口子倒换着穿；一个五六岁的小儿子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大门口看雪；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因为既没有衣裳也没有裤子，只好躲在床上不露面，后来见她像猫似的溜下床来上厕所，才发现她身上也是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再看看他们的床上，除了茅草之外根本无所谓被褥。问问孩子，只知道吃苞谷，根本不知道大米饭是什么东西。于是全班同志纷纷解开背包，拿出不多的替换衣裳来“武装”了这一家四口。“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之余，得知这家人家已经四个多月没尝到盐味儿了，又把随身带的食盐给了他们小半碗。全家人感激涕零，几乎给我们下跪。
第二天出发，一路上经村过庄，所见到的大人孩子包括姑娘、媳妇儿在内，身上挂的全是“烂巾巾”，也就是无法再补的破布片。于是大家再次解开背包，以至许多人自己也“穷”得只剩下身上的一套军装了。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贫穷的百姓，而且是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公路边儿不远处。同是一个四川，贫富悬殊竟有如此之大！后来我把自己的亲眼所见讲给许多人听，居然还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广安县，在四川省东部，距离成都约二百公里。这里是邓小平的故乡，也是杨森的故乡。清代以前属顺庆府管辖。辛亥革命后废顺庆府，改名南充，所以解放后属南充地区管辖。1993年7月设立地区，1998年7月撤地设市，下辖广安区、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代管华蓥市。面积6344平方公里，总人口450万。是四川省毗邻重庆市最近的一个地级市。这里地处山区与盘地的缓冲地带，没有太高的山，但也没有广阔的平原，县境内以丘陵为主，历代以来，县城都建在半山坡上。有一条渠江，从东北往西南流经全境，到合江与嘉陵江汇合后注入长江入海。物产和生活尽管比不上川西，但比山区还是富庶一些。
据清代《广安县志》记载：“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hù户)薯葛。广安物产富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鲢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版；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賨(cónɡ从)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賨布，指賨城所织的布。川东古为“巴国”，有賨族人在今天的广安地区建賨城。公元前316年，巴国被秦所灭，改賨城为宕渠县，属巴郡。五代改名始安；隋代恢复賨城旧名；唐代改名渠江；宋代改名广安，沿用至今。
本地人为本县修县志，不免要自夸几句，实际上广安的天时地利，都不如县志上写的这样好。
处于丘陵地带的广安县，山坡一般都比较平缓。即便是石山，也很少有突兀而起的崇山峻岭。山虽然大都是土山，可惜土质较薄，不利于草木庄稼生长。但是每个山顶，几乎都有一棵黄桷树孑然独立，树干挺拔，枝叶茂盛，树冠伸张，远看幢幢如华盖。
黄桷树又名黄葛树、大叶榕、黄桷榕，为桑科黄桷树属高大落叶乔木。其茎干粗壮，树形奇特，悬根露爪，蜿蜒交错，古态盎然。枝杈密集，大枝横伸，小枝斜出虬曲。树叶茂密，叶片油绿光亮，寿命很长，百年以上大树比比皆是。它喜光，耐旱，耐瘠薄，有气生根，适应能力特别强。在四川，几乎到处都有黄桷树生长。奇怪的是：广安县的每个山顶，总是只长一棵黄桷树，很少有两棵并排的。因此有“识者”说：广安县要出几个大人物，不过他们只能各立山头，独霸一方，互不相关，互不统属云云。
这话也许不错，因为广安县确实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广安县人；年纪稍微大点儿的，可能也知道广安县还出过一个杨森。他们两个，也可以算是各立山头，独霸一方，互不相关，互不统属的大人物吧。
邓小平的生平和历史几乎尽人皆知，不用介绍了。至于杨森，则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地方军阀：第一，他的小老婆之多，除了沙特阿拉伯国王，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至少在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中，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了；他几乎到处都有公馆，每个公馆里都有个小老婆。老婆多，自然子女也多。子女吃饭前，要做祷告。但不是向上帝祷告，而是同声念出：“爸爸给我衣穿，给我饭吃……”第二，他和共产党的关系，说不清也道不明：1920年，恽代英和萧楚女在泸州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不但支持，而且还常常参加活动，似乎颇有进步倾向；北伐期间，他当二十军军长，共产党员朱德，竟是他的党代表(注意：那时候的“党代表”，可不是代表共产党，而是代表国民党的)；他儿子杨汉忻、侄女儿杨汉秀，又都是正牌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杨汉秀，还是延安派到重庆去做策反工作的，四川解放前夕，被军统局特务杀害了。他自己本人，在四川当军阀，曾经和各川军军阀争地盘，“八·一三”到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当过贵州省省主席、也当过重庆市市长，最后到了台湾，活到96岁，不但在90岁高龄还娶了个17岁的小姑娘做第十三房姨太太，居然还给他生了第四十三个孩子，开创了夫妻年龄悬殊、老年得子两项迪斯尼记录。此人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既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者广安县人邓小平，也不是四川军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广安县人杨森，而是更具传奇色彩的另一个广安县人杜重石：他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而且还是个袍哥大爷，到了晚年，又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的现当代史。
他──是杨森的秘书，是二十军驻上海、成都办事处的少 将处长，是延安抗大的学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是贺龙的政治代表；
他──学的是艺术，干的是政治，当的是袍哥大爷，做的是党的统战、策反工作；
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铁骨铮 铮，虽九死而无悔，历史最终证明他无罪；
他──本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晚年居然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目的是通过宗教来唤醒人们的良知，绝不为自己进天堂；
他──是一个特殊的少将，一个特殊的党员，一个特殊的袍哥，一个特殊的犯人，一个特殊的教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着特殊的委屈。
人人都知道，任何战争，都有明暗两个战场，一个在地上，那里炮火连天，硝烟遍地，军号一响，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战，争的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为每一寸土地付出血的代价，较量的是武力；一个在地下，这里听不见枪声，看不见炮火，凭的是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语言作武器，用文字作刀枪，也许还要嘻嘻哈哈，频频碰杯，甚至出入歌厅舞榭，妓院娼寮，在与敌人“同流合污”中进行隐蔽的战争，较量的是智力。
一个有勇有谋的斗士，往往愿意在明的战场上拼博，争一个谁强谁弱，斗一个你死我活，是胜是负，心明眼亮，胜得痛快，败得心服；而不愿意在暗的战场上用一言一语、一计一谋去磨磨蹭蹭，去勾心斗角。其原因，就在于地下战场的战斗，比地上战场更激烈、更复杂、更难于应付。对个人来说，更充满危险性。——一旦战争结束，不是考量这些敌后战线中的人功绩，却往往追究这些人的“问题”。因此当特工的，往往被人怀疑，往往没有好下场，甚至往往不得好死。
但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两个战场，却又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有时候，地下战场所取得的胜利，能胜过地上战场十万神兵的战果，甚至是地上战场所不能取得、不能替代的。因此，不管地下战场有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还得有一部分战士而且是最优秀、最忠诚的战士舍命去做。
其实，不论地上战场还是地下战场，根本的目的，都是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地下战场，如果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以取得敌方的情报为目的，一个以取得对方的理解为目的。第一个地下战场的斗士，不管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要求具有各种各样用于窃取情报的技巧，包括射击、打斗、化装、跟踪、摄影、游泳、驾驶、密电、急救……等等全套技能，以便在任何困难的处境下顺利取得情报，为地面战场服务；还需要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一旦暴露，要凭自己的本事“全身而退”。第二个地下战场，是从思想、认识、利害关系等方面争取敌对营垒中人脱离敌方与我联合，以分化、瓦解、削弱敌方的力量，或争取中间力量为我方所用。
在敌占区从事“策反”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属于第二个地下战场。
“统战工作”，不但比地上战场的战斗难打，而且比地下战场的第一个战场处境更困难。其困难之处，不仅仅在于要遭受到敌方的袭击而牺牲，更有可能来自己方的误会、中伤而惨遭磨难甚至杀害。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其中做统战工作的人，有几个“不犯错误”？有多少人因“犯错误”而撤职、开除、判刑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就可以间接地说明。
在所有的电视节目中，我最爱看又最不忍看的，就是“血沃中华”。看着那许多被“自己人”所杀的烈士，心里真不是滋味儿。——难怪这档节目后来被取消了。
1952年，我从部队转业，调到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校长是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所兼。因此, 我对潘汉年多少有些熟识。
潘汉年（1906.2.-197.4.14.），江苏宜兴归径乡人。1924年(注意：才十八岁)，主编《洪水》。1925年(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1936年， 任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4月3日，因错误定性为“内奸”被判刑十年。1977年含冤病逝。
这位中共高层次的地下工作者，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小小年纪，就敢于和鲁迅“笔战”，说他有几分狂妄，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大概不算冤枉他。就因为他在白区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曾和南京汪伪政府人员有所接触，被中央所误解，与高岗、饶漱石同时被逮捕判刑。他从监狱里出来，被软禁在北京市大兴县团河农场。巧的是，1965年，我也被关押在团河农场。一天，他在湖边垂钓，正好我推着一辆小车从那里经过，两人邂逅相遇。我喊了他一声：“潘校长，您怎么在这儿？”
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我姓胡，你认错人了。”
我笑笑说：“1952年我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工作，您是我们的校长，我怎么会认错了人？”
他见无法否认，苦笑一声说：“你快走吧，我的警卫员回屋拿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您还怕您的警卫员？”
“他是专门照顾我的。”
我“噢”了一声，心里已经明白，但还是要问：“您的事情结束了？”
他眼睛看着远处，淡淡地说：“十年徒刑已经结束，不过事情还没完。看样子是永远也不会完的了。”
“您就住在这儿？”
他用嘴一努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子：“我就住在那儿。”
那是一座独门独院儿的小洋房，尽管没有铁丝网。但是四周有挺高的围墙，铁门紧闭，只能看见院子里的树和灰色的洋瓦屋顶。
“就您一个人？”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不是还有一个警卫员么？哦，还有一个炊事员。”
我立刻想起了张学良关在湖南凤凰山的时候，也有一个警卫员。不过那是个蒋介石派来的特殊警卫员，级别是少将，但必须终身陪着少帅蹲监狱。不知道潘汉年的这个警卫员，会是个什么样儿。正想问问，他声色俱厉地向我下了命令：“快走，别给我惹麻烦，也别给你自己找不自在！”
我抬头一看，从那紧闭着的小铁门里出来一个穿便衣的人，看年纪，也不过二三十岁。我立刻装着若无其事地推起了小车，旋即离开。
后来，才听说他是和他的夫人董慧女士一起软禁在团河农场的。不过他的夫人名义上有工作：是团河农场“农业研究所”的什么工作人员。当然，不过是挂个名而已。能够给他一所独门独院儿的住宅，还把夫人调来陪他，也算是对他另眼相看了。
现在，潘汉年的冤案早已经得到平反，他的那个年代也已经过去，他住过的那座小院子，如今已经改成了招待所，1986年我到团河农场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的时候，还在那里面住过十几天。以潘汉年一生事迹为素材的大型电视剧《潘汉年》，也已经在1996年国庆前播出。但是他留给我们的问题，却值得继续深思。
这部书中所写的杜重石先生，就是一个共产党派到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而在解放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前辈。他那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也像潘汉年问题一样，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本书中，说的固然主要是他一个人的历史，但是通过他的故事，要反映的，则是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二、军部秘书兼一中校长
广安属于丘陵地带，即便是县治所在的广安县城，也不是一马平川，民居大都依山逐水而建，有高有低。
当年的广安县城内，有一条“正街”，又有一条“后街”。在正街与后街的交叉处，有石阶拾级而上，名为“州坡”。在州坡上面，有一所广厦，住着杜氏家族四世同堂的老少五十余口。
杜家堪称当地望族。1913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九),杜重石即出生于这个殷实的富户人家，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杜重石的父亲名奉圣，号述言，生于清同治丙子年(1876)，与邑人视学(相当于现在的县教委主任)王宣奕、翰林蒲殿俊(清代解元，四川立宪派首领)同庚。三人过从甚密，互称“庚兄弟”。述言先生世居广安，忠厚传家，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在邑人眼中，是个正直的士绅，声望甚高。杜重石上小学的时候，邓小平的父亲邓为民先生任广安县团练局局长(相当于县民兵总队总队长)，曾邀请述言先生为其副职，但述言先生淡薄名利，婉言谢绝，并矢志终生隐德不仕。
按照杜氏族谱“奉先宜全……”的辈份儿，述言先生给大儿子起名叫先觉，字斯民，给这个“老二”起的族名叫“先器”，字“重石”，后以字行。后来还有一个老三，名先谷，字文博。
当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标榜民主共和新政的“中华民国”都抱欢迎的态度与殷切的希望，纷纷把孩子送到本地新办的小学、中学去读书。但是当时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广安县，却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读完了初中，只能到顺庆府(今南充)去读高中。稍有经济实力与政治远见的家长，干脆把孩子送到成都、重庆甚至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去深造，以便接受更多的新知识、新事物。
杜重石既然家道殷实，父辈又是开明士绅，也算书香门第，当然不会例外。他从小天资聪颖，十六岁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当时最最“开化”的上海去读书：进了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的是戏剧与绘画。
1932年暑假中，刚刚步入二十岁的杜重石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广安，正好赶上八月十五“团圆节”，与家人团聚；也赶上了自己的“弱冠”大礼，向家人、亲友宣布自己已经成熟，可以出仕“替天行道”了。
他少年英俊，一表非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称得上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家学渊源之外又加西方艺术的熏陶，更显得谈吐风雅，风采照人，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一时间成为小小的广安县城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
大学毕业，应该献身于社会，学以致用了。但是干什么事情好呢？
他学的是艺术，长于戏剧和绘画，要让他自己选择职业，当然最好是搞艺术，以实现自己从小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不得已而退一步，不妨到中学里去当个老师，为国家培养一批有志于艺术的青少年，用戏剧和绘画去反映国家民族的苦难、人民的疾苦，从而唤起民众，振兴中华。可是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四川省经过一二十年的省内内战，至今仍陷于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是许多急于要做的工作没人做，一方面许多有才能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至于像杜重石这样的有为青年，竟连这样一个极低的愿望和要求，也实现不了。
当时“九·一八”事变刚过去两年，东北三省已经沦于日寇之手。尽管爱国志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但是各地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并不以国家安危、民族荣辱为念。对于一个学艺术的青年来说，要想通过戏剧与绘画来“艺术救国”，岂不是痴人说梦？
为了给儿子寻求出路，杜老先生带着“学成回乡”的青年杜重石四处拜客。
当时的广安，一切都在地方军阀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统治与控制之下：他不仅控制了军队和县政府的各部门，就连工商界、教育界，也都是杨森说了算。杜老先生在当地是知名士绅之一，他与杨森并非泛泛之交，而是世谊甚深。杨森从下东川败退川北，回到老家广安，头一个拜访的，就是述言先生，可见交情非比一般。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杨森安排，因此杜重石回到故乡以后，述言先生带他去拜访的第一位“父执”，就是杨森。
杨森，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1884年2月出生于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乡，祖籍湖南衡州府草堂寺。杨森年幼的时候，家境一般，他父亲是邑武庠生，也就是武秀才。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清末，杨森在顺庆府(今南充)中学毕业后，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毕业后，杨森被分派出任四川副都督朱庆澜的六十五标任尉级军官，开始步入职业军人生涯。
后来，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既有早年讨袁护国。炮击英舰、保护朱德、陈毅、胡志明的正义之举，又有勾结吴佩孚破坏革命、制造“平江惨案”和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斑斑劣迹，终于成为一个现代军阀，原国民党陆军上将丶二十军军长。最后逃到台湾，以九十六岁高龄寿终正寝。成为四川军阀中活动空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
杜重石跟着父亲到了杨森的公馆。杨森的公馆很多，几乎各大城市都有：在汉口的叫“杨森花园”，在重庆的叫“渝舍”，在成都的叫“蓉庐”，但是在老家广安县城内，反而一直没有他自己修造的公馆。他原籍湖南衡州，祖辈迁居广安龙台寺。他在顺庆中学读四年级的时候，考取了清廷设在成都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从此离开家乡，先后在云南、四川各地带兵打仗，在混战中发展势力，争夺地盘，军马倥偬，很少回到老家来。直到1928年底在下川东战役中被刘湘战败，兵退川北渠县，又于1931年初占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五县，把军部设在广安城里，决心把老家当作他的根据地，这才着手在广安建立公馆。
自从杨森在下川东战败之后，是他历史上最穷的时候。部队粮饷无着，靠东挪西凑和友军接济过日子。军官不论大小，每人每月一律发两块八大洋。可见杨森当时经济上窘迫之一斑。
尽管杨森占领了广安等六县以后，增加了地方赋税和盐税的收入，但要他拿出十几万银元来盖一所新公馆，一时间还是办不到的。但是堂堂军长，总不能没一所像样的公馆吧？何况他妻妾成群，子女众多，总不能叫姨太太们也像士兵似的住集体宿舍、打通铺吧？
正好坐落在县城北沧沟街的一所王氏巨宅要出售，杨森以两万八千银元的价格买了下来，经过装修扩建，粉刷一新，倒也相当气派。
所谓的“北沧沟”，其实是一条臭水沟。杨森的公馆既然做在这里，北沧沟也就得到了疏浚：河水清且涟漪，夹岸垂柳依依，风景之美，有如公园一般了。
公馆落成以后，因广安昔称“賨城”，有人建议定名为“賨庐”，杨森未取，自己起了一个颇有道家味道的名字，叫“涵虚山庄”，并亲笔写了，刻在汉白玉石上，镶在大门的上面。
杨森的“涵虚山庄”，杜重石也还是第一次来。这座在广安全县来说堪称第一流的公馆，却居然建在半山坡上，是顺着山势一进进从低到高修建的。整个建筑群，大门的地势最低，里面的房屋，一幢比一幢高，远远看去，重楼叠翠，非常雄伟。大门外面，左右各有一片栽着“铁线草”的青草地，植有法国梧桐，看样子是王家的旧物。进了大门，迎面有四棵硕大的铁树，枝叶茂盛，非常壮观。这可是杨森花了重金从广东购得，再通过水路不远万里运回广安来的。──不知道是它们“水土不服”呢，还是年龄不到，据说到了广安以后，就从来没有开过花儿，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邓小平复出的那一年，方才四株铁树同时全开花儿了。也不知是真有其事呢，还是“好事者”出于阿谀的创作。──沿着台阶拾级而上，进了二门，有几进院子，四周都是高大的瓦房，前面的是杨森的书房和会客室，后面的是他的“后宫”。再往上走，则是杨森的“后花园”。这里虽然没有“四时不谢之花”，但是青石台阶的两旁，果木花草却也不少。山顶上还有一个“涵虚洞”，一般人轻易不能进去，可能是他“静养”或者处理军机大事的地方。
杨森子女众多，自己也喜爱体育运动，翻修涵虚山庄的时候，居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愣在半山坡上开辟出一座儿童游乐场和一座不算小的网球场来。
杜老先生带着儿子，专诚拜谒，杨森在书房盛情接待。
杨森虽然是广安人，但是极少回到故乡来，所以对杜重石这个下一辈的青年，其实并不认识。杜重石从小眉清目秀，聪明乖巧，很得大人的喜爱；在学校里读书，总是名列前茅，常得师长们的夸奖。如今大学毕业，已经是一个体魄强壮、思想成熟的青年了。经过“九·一八”爱国救亡运动洗礼的大学生们，一提起抗日，都有滔滔不绝的一车子话好说。杜重石是个爱国青年，在上海参加过学生运动，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杨森见到这个英俊魁伟的大学生，经过一番谈话之后，对杜重石十分赏识。
杨森本来就很重“乡谊”，凡是有广安人去投靠他，他一般都会录用。他的二十军，高级将领，不是他的子侄，就是他的学生；下级军官和士兵，则绝大多数是广安人。所以人称二十军为“杨家将，广安兵”。杜重石既然是广安人，又是老朋友的儿子，杨森自然要格外照应，何况他对这个器宇轩昂的年轻人还特别有好感呢！所以没等杜老先生提出请求，当时就主动表示要留杜重石在军部当秘书的意思。
对于这样的“恩遇”，如果是别人，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对杜重石来说，却还有些“意犹未足”。他不是嫌秘书的官儿太小，而是不愿意投身在军阀部队中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封建纷争。他是广安人，虽然在上海读书，对杨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十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多少也有些耳闻。从洁身自好出发，他并不愿意插足到这个是非的旋涡中去。今天之所以跟随父亲来看望这个“父执”，根本就没想到要“弃文就武、投笔从戎”，而是因为杨森掌握了当地的军政大权，要想谋一个差使，非通过他不可。所以杨森一提出这样的“动议”，也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急忙表示：一者他没有从军的打算，二者他也不是当秘书的材料，只要求在哪个学校当个教师，即于愿已足。
杨森哈哈大笑：“要当老师，这还不容易！我早有志于在广安办学校了。军内军外，文的武的，我都想办。只是目前我刚刚安定下来，百废俱兴，一时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揽不了那么多的买卖。眼前第一个急着要办的，就是中学。这样吧，你先到我军部来挂一个秘书的衔儿，等我的学校办起来了，马上让你去当教师，这还不行么？”
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作为晚辈，如果坚持说“不干”，未免太有点儿“不识好歹”了，何况他父亲还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撺掇怂恿，只好硬硬头皮，暂时答应了下来，而把希望和出路，寄托在杨森开办的学校上，寄托在杨森的不食言而肥上。
细想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缘份”二字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各方面都很不错的人，在某些人看起来，偏偏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能挑出一大堆毛病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去；而一个缺点很多的人，凑巧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与众不同的见地，得到了某人的赏识，于是“一美遮百丑”，于是越说越投缘，于是就有了缘份，于是……一切都好说了。
杜重石之与杨森，就有这样的缘份。尽管在部队里当秘书，与他的所学相去甚远，他也无志于从军，但在那个时代，艺术不但救不了国，更不能换饭吃，在父亲的开导与劝说下，他终于还是勉为其难地点头了。好在军部的秘书，无非是起草一些千篇一律的公文，杜重石的国文底子深厚，手到擒来，并不吃力。何况杨森的秘书数量甚众，最多的时候，能编一个排，落到杜重石肩上的任务，也不是那么重的。
当时广安城内，办有一个广安中学。那是由地方士绅合资在清代的紫金书院、民国初年的紫金小学基础上逐年发展建立起来的三年制初级中学。1933年，县教育局根据旅长夏炯的提议、杨森的授意，在离城三十里的戴市镇成立一所中学，包括小学在内，称为县立第一中学。经过近半年的观察，杨森见杜重石当个秘书游刃有余，当个教师更其屈才，就决定给他加码，要他兼任县立第一中学的校长。杜重石见杨森果然并不食言，高兴万分，兴致勃勃地到戴市镇上任去了。
那个年代的青少年，能够上小学的称为“百人望”，能够上中学的称为“千人望”；由于家境的贫富不一，学生的入学有早有晚，有的人交不起学费，读两年，停两年，有的人小学毕业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再来上中学，都不是什么少见的事。因此同一个年级中，学生的年龄大都参差不齐，最小的还拖鼻涕，而最大的可能已经做了父亲。学生当中，年龄比他这个校长大的，也大有人在。
戴市镇是广安县的第一大镇，在广安县境东北，距县城三十里许，相对县城而言，地处渠江上游。杜重石既当二十军军部秘书，又当县立一中校长，就不免要“两头忙”。好在那时候他年轻力壮，生气勃勃，虽疲于奔命，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从此，在小小的广安县，人人都知道有个少年得志的杜秘书、杜校长。
三、杨森和他的二十军
杨森的一生，在四川各军阀之间时分时合，时打时和，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心想在四川自立为王，又不得不投靠吴佩孚、蒋介石，借助他们的力量；跟共产党的关系，也时而联合，时而反目，是个典型的多面派人物，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个人的历史，稍加敷衍，就是一部十分生动有趣的演义小说。由于本书不以他为主角，所以不打算详细叙述他的故事。本书以杜重石先生为主角，以杜先生为中心贯穿全书，凡是与杜先生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涉及。杜先生大学毕业以后，就在杨森的二十军做事，终其一生，受杨森的影响很深，本书的后面，也有许多地方要提到杨森及其二十军，完全撇开杨森一字不提，既做不到，也不应该。因此，这里特辟一节，浮光掠影地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四川军阀。
杨森，原名杨淑泽，字伯坚，号子惠，生于1884年2月20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老二淑身，字懋修，曾在川军唐廷牧师任旅长；老三淑实，字传三，在杨森的二十军第九师当军需主任；两个妹妹，都嫁给二十军的军官。
杨森的父亲是个学武的生员。也许他自己练武一生，始终没当上个将军，有些灰心了，所以他不让杨森习武，而送他到私塾读《古文观止》和四书、五经, 后来又上了广安县的紫金小学和顺庆府(今南充)中学。
但是杨森见堂兄弟们都在练武，他自己也很喜欢骑射，就偷偷儿跟着堂兄弟们学。所以杨森可以说是个文武全才。这和他一生喜爱体育，也不无关系。
中学毕业以后，杨森考取了清廷设在成都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并在这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来当四川省省主席的王陵基，是他的老师；后来成为握有军权的四川军阀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王缵(zuǎn)绪等人，都是他的同学。
1910年，杨森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被派到成都附近的新军当排长。辛亥革命中，杨森追随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尹昌衡围攻督署，擒杀总督赵尔沣，升任营长。
1915年1月，杨森任云南讲武堂队长，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滇军军官，为他以后在滇军中得势打下了基础。
1916年反袁护法之役，杨森任护法军第一军军部参谋。这期间与朱德同事，两人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1917年8月，任靖国军第二军参谋长、靖国军总部参谋长。
1918年初，任泸州靖国清乡司令兼独立团团长，支持并参与恽代英、肖楚女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转投川军，任熊克武部旅长。
1921年，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杨森任第九师师长兼川南道尹(相当于地区专员，是地方行政首长)，一方面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支持恽代英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又与吴佩孚暗中勾结。
1922年5月，刘湘兵败，辞去川军总司令，杨森任第二军军长，从此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开始与第一军在万县、重庆、成都间展开拉锯式内战。这期间，曾邀请朱德到他的第二军任职。朱德因不满国内的军阀混战局面，一心想出国寻求真理，谢绝了杨森的邀请。朱德出国之前，杨森为他设宴饯行，并说“虚位以待”，随时等朱德回来与他合作。
1924年5月，吴佩孚操纵的北洋政府任命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相当于督军)，兼理政务，大批网罗文人学士，成立“智囊团”，提出“建设新四川”的口号，禁止缠足、赌博，提倡运动和卫生，推行新政；并办起了“四川陆军讲武堂”，为自己的军队培养亲信骨干。
1925年，吴佩孚政权垮台，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为削弱杨森的权力，任命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节制所有川康军队；任命赖心辉为四川省省长、刘文辉为帮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使四川军阀互相牵制，扩大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杨森企图以武力统一四川，结果众叛亲离，反而被刘湘、袁祖铭的“川黔联军”逐出夔门，军队大部被刘湘所收编。杨森逃到汉口，吴佩孚打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号，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委任杨森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收拾旧部，打回四川。这时候刘湘和袁祖铭发生了矛盾，都派人来与杨森联系。杨森两面都接待，实际上联合刘湘，共同驱逐黔军袁祖铭。
1926年，杨森联合刘湘，把黔军头目袁祖铭赶出四川，将所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驻扎大竹、梁山(今梁平县)、涪陵、开县、长寿、夔府(今奉节)、丰都等县，占据以万县为中心的“下川东”地盘。
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进逼吴佩孚盘踞的武汉。杨森见北伐军势力强大，派代表到广州要求“易帜”。──因为杨森原来打的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北伐军打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北伐军总部考虑到杨森的势力及与吴佩孚的关系，派杨森的老朋友朱德带领一批政工干部到了万县。不久，陈毅也奉命从北京来到万县，协助朱德工作。杨森迫于形势，虽然不得不表示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暗地里仍与吴佩孚有往来。8月21日，还接受吴佩孚给他的“四川省省长”的封号。
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的“万流号”客轮撞沉杨森军押送银元的两只木船和一只筏子，淹死官兵58人、民工十几人，损失枪支五六十支、银元八万多元。朱德、陈毅得到这一消息，极力鼓动杨森向英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8月30日扣留了“万流号”客轮。9月4 日，陈毅与中共万县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万县被英轮肇祸惨毙同胞雪耻会”, 发表宣言，并召开“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9月5日，驻宜昌英海军陆战队63人，企图将“万流号”劫走，与中国士兵发生枪战，停泊在万县江边的英海军军舰“柯克夫号”和“威警号”即向万县市区开炮，并发射燃烧弹，炸毁、烧毁民房四百多间，死亡居民604人，负伤389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五万县惨案”。
“九五惨案”发生后，朱德、陈毅等人联合万县地下党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英大会，发表宣言，提出赔偿要求，全国各地人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杨森也做好了与英军开战的准备。形势的发展，使英帝国主义者惊慌失措，不得不派出重庆、宜昌两地的领事出面调停。
这期间，朱德去武汉联络杨森“易帜”的事宜。10月25日，北伐军总部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委任朱德为党代表。在杨森之后，四川军阀也纷纷“易帜”：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
1927年1月，英方见中方态度强硬，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出于自己的利益，密电杨森“和平解决”，暗地里让英方给杨森一些赔偿。杨森不敢违背吴佩孚的旨意，释放了被扣英轮，“九五惨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3月，吴佩孚秘密派人来与杨森策划暗杀朱德的事。杨森当然也知道朱德已经是共产党人，生怕自己的部队被朱德所“赤化”，不能长期留朱德在自己的部队里。但他仍以“友谊为重”，对朱德采取“不杀政策”，而是抬出十万大洋来，请朱德带领原班政工人员以到武汉参观学习为名，“礼送”出境。朱德也从侧面了解到吴佩孚的活动，知道自己继续留在万县非常危险，就离开了二十军。后来蒋介石另派一个姓刘的人到二十军任党代表。朱德走了以后，杨森把二十军中有革命倾向的官兵二十三人统统枪毙，连他自己的侄儿、第九师师长杨汉域也被关押起来，后来调任军部副官长，剥夺了军权。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不但要与武汉国民政府唱对台戏，还出兵攻打武汉国民政府。他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电令杨森率部出川，进攻驻扎在鄂西的武汉政府主要武装力量唐生智部。
5月5日，杨森部自万县东下，9日进驻宜昌，14日进驻荆州，21日进驻仙桃镇(今仙桃市)，直指汉阳。6月8日，唐生智集中兵力反击，包围仙桃镇。杨森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处处挨打，6月20日，终于全线崩溃，逃回宜昌。部队伤亡惨重，第九师几乎全军覆没。
刘湘见杨森仙桃镇大败，趁机进驻万县，并打算封锁夔门，不让杨森败军入川。刘文辉、田颂尧等见刘湘后路空虚，又打算趁机进攻重庆。刘湘不得已回师保老窝，杨森方得于6月26日返回万县。──从此刘湘与杨森旧债未清，又加新账，冤仇越结越深。
1927年7月，吴佩孚走投无路，逃到四川。一入夔门，杨森即亲自到奉节，迎接吴佩孚进入白帝城。此后的几个月，他不顾全国各地声讨吴佩孚及国民政府的通缉吴佩孚令，又把吴佩孚接到万县。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1月1日明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委任杨的师长郭汝栋接替二十军军长。从此又引发了杨森与郭汝栋之间长达十来个月的争权混战，杨森最后不但大获全胜，还于1828年10月6日迫使蒋介石对杨森发出“免予查办”的明令。
杨森恢复二十军军长职务以后，心心念念，只想找刘湘报昔日之仇。1928年12月16日，杨森发出讨伐刘湘的通电，22日拂晓开始进攻。但是连战皆北，先出击的杨汉域师全师被缴械，长寿失守；1929年1月3日，全军败退梁山，继而败退达县，绕道宣汉，退守渠县。杨森倒刘湘彻底失败，最后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六个混成旅，下川东一带二十多个县的地盘，统统被刘湘占去，不得不寄人篱下，惨淡经营。
从1929年到1933年，杨森以渠县为基础，逐渐扩展自己的势力，又恢复了拥有七八个县的实力。这时候他的虚衔儿计有四川省政府委员、川康绥靖第三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四路总指挥等好几个；但是他真正的“实职”，是二十军军长；真正听命于他的，也只有二十军。
二十军军部设在广安县县城内，军长为杨森，没有副军长。朱璧彩为参谋长兼参谋处长，杨裕昆为秘书长，聂炳埏为副官长，欧书元为军需处长，肖寿眉任军法处处长兼军械处处长，王剑青任交通处处长，郝赤隆任军医处处长，张理燊(shēn申)任体育处处长，史良(男性，不是七君子中的女性史良)任政治部主任，高柱卿任高级顾问。军部下面有一个直属队，辖一个宪兵团、一个手枪团，驻在广安。部队经整编、扩充后，编为六个混成旅：第一混成旅旅长杨汉忠、第二混成旅旅长李君实，驻营山；第五混成旅旅长夏炯，驻戴市镇；第六混成旅旅长刘治国，驻蓬安。此外，还办有如下一些军事技术学校和训练团队(班)：军事干部训练大队(后改为军事干部训练团)、军士训练大队、军事体育训练班(后改为四川体育专科学校)、警官学校、国术训练班、无线电信学校等，都设在广安。
杜重石就是在杨森惨败之后刚刚有些抬头的时候，来到二十军的。
四、杨森的“后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除了抓权、弄钱、扩张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玩儿女人。从东北的张作霖到西南的杨森，无不后宫充楹，姬妾成群。比较起来，倒是蒋介石还比较寡欲，至少不是“色魔”。
在四川的军阀中，杨森虽然以妻妾众多、子女成群而闻名，但还不是“世界记录”(世界纪录保持者一直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甚至连川军中的“榜首”都不是(据说原是他手下师长的范绍增，家里有十七个姨太太，一说三十几个姨太太，意犹未尽，居然还与1935年全运会女子游泳五项冠军外号人称“美人鱼”的杨秀琼同居；虽然他也不是川军中多妻的“榜首”，但至少在数量上已经压过杨军长一头了)。——关于川军将领的妻妾成群，因为不是本书的主题，这里不多细说。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本书后面的附录：《妻妾成群的川军将领》。
杨森妻妾虽多，却不像历代封建帝王那样沉迷、纵欲，“从此君王不早朝”；作为一个军人，他依旧黎明即起，从事体育锻炼。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活到九十六岁；到了九十高龄，还能够登山，还能娶最后一个小老婆，还能生育子女。在“高龄渔色”这一点上，是任何一个多妻者所无法比拟的，堪进吉尼斯世界记录。
杨森一共有原配妻一人，续弦妻一人，妾十一人，儿子二十一个，女儿二十二个。
杨森结婚很早，原配夫人姓张。这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成婚之初，俩人感情甚笃，张氏孝顺体贴公公婆婆，善待小叔小姑，又能勤俭持家，在杨家内外口碑甚好。后来，杨森考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后，张氏暴病身亡，没有留下子女。杨森青年丧妻，很是伤痛。她有个弟弟叫张元培，一直跟随杨森在二十军军部当军需。
杨森的续弦叫谭正德，又名继贞，四川广安县人，1908年结婚。杨森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以后，谭夫人曾一度随军，生有长子汉忻和次子汉烈。1913年杨森的营长职务被撤，把妻儿送回广安老家。两个儿子都曾在北平读书。长子汉忻受到朱德的启发教育，信奉共产主义，与父亲长期不来往，事迹也鲜为人知；次子汉烈一直随父亲在军中任职，是二十军的最后一任军长。四川解放前夕，在四川金堂县率部起义。杨森妻妾成群，谭氏逐渐被冷落，独自守着广安老家偌大的宅院，孤影清灯，直到1976年以92岁高龄谢世。
三姨太刘谷芳，云南禄丰县人。1913年杨森丢官，到昆明投靠滇军将领黄毓成，替他在温泉监工修造别墅。有个在温泉开茶馆的刘柱卿见杨森能干，主动把长女谷芳嫁给他。杨森发迹以后，刘柱卿曾出任二十军驻汉口办事处处长和军长代表。刘谷芳生有子女5人。抗战期间，刘谷芳因患肺病而卒。
杨府十二钗中地位最高，家境最好，深得杨森宠爱的是四姨太田衡秋。1920年，杨森因出卖滇军利益，在刘湘的支持下得以返回四川，擢升为川军第九师师长。
田蘅秋，四川阆中县人。1920年，杨森脱离滇军转投川军熊克武，在刘湘的支持下返回四川，擢升为川军第九师师长(一说第九混成旅旅长)。当年5月，他率部进驻阆中，在大街上和田衡秋迎面相遇，见她妩媚娇艳，当即骑马徐徐相尾，打听到确切住址和家庭情况后，就托刘湘的炮兵团长白义普到田家去说媒。这时候，田衡秋已经和人订婚，而且她父亲经商多年，是远近闻名的殷实大户，当然不愿意让女儿去做妾，所以她父亲就一口回绝了。杨森并不死心，一面极力讨好田衡秋，一面对田家软硬兼施。第二年，杨森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泸州镇守使，他更加有恃无恐，百般纠缠。田家被闹得无法应付，万般无奈，只得由田母出面把女儿送到泸州去和杨森结婚。但是田父羞愤交加，不久就活活气死了。
田衡秋毕竟出身于商人世家，为人大气精明，理财持家，颇有招术，又善于揣摩杨森的心思，不久就成了杨森的管家太太，深得宠爱。抗战期间，杨森把在重庆的“渝舍”借给何应钦、陈诚、毛人凤等国民党中央人员居住，她陪同杨森周旋应酬，极力讨好巴结，起了“夫人外交”的作用。
1949年，局势紧张，田衡秋带着杨森多年敛集的财富先行逃往台湾。几年之后，田衡秋到香港探亲，因突发脑溢血，引起半身偏瘫，长达二十年之久，杨森就逐渐就冷落了她。田衡秋晚年的生活、治病，全靠她美国的女儿承担。
五姨太肖邦琼，四川泸县人，杨森驻防泸州的时候，和团部秘书肖竹轩都住在南门外，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肖竹轩虽然是军人，却是个典型的戎装书生。一次，杨森请他吃饭，他居然带上当小学教师的女儿同行。杨森一见，过来摸着肖邦琼的头赞叹说：“哟，几年不见，小姑娘都长这么大了，模样周正得很呢。”一位善于逢迎的下属见了这一幕，就鼓动肖家把女儿嫁给了杨森。肖邦琼原本就生得艳丽照人，自幼进新式学堂念书，又当过教师，有一定文化。比起田衡秋来，她表现得更加乖巧，待人接物，极有分寸，不像田衡秋那么世故虚伪，故作恣态，显得格外纯净，杨森当然十分钟爱，颇得宠信。生有子女五人。1931年，肖邦琼由沪州上船时，行至江中，因船覆溺水身亡。肖邦琼的哥哥肖寿眉,因此成了杨森的亲信。
六姨太陈顺容，又名凤英，本是三姨太刘谷芳的贴身丫头，一个粗眉大眼的广东姑娘。十五岁的时候被杨森“酒后乱性”强奸，只好收房。生有子女五人。由于语言、性格等原因，陈顺容总是畏畏缩缩，不善于承欢，是小老婆中最不受杨森喜爱的一个。稍有不慎，就会被杨森用马鞭抽得体无完肤。陈顺容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被杨森差人用铁链锁着送回广安乡下。解放后病死于重庆。
七姨太曾桂枝，贵州毕节县人。她本是杨森在路上拣来的一个小姑娘，也许是弃儿，也许是走失。这个小姑娘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杨森就交给一个下属收养。稍稍长大，出落得相当漂亮。杨森见了，取回家来，改名杨家桂，先给三姨太刘谷芳当使唤丫头，然后按照陈顺容故事，收为七姨太。当时她只有十四岁，年轻漂亮又善解人意，很得杨森宠爱，一直带在身边。杨森专门为她请来一名音乐教师，教她弹琴唱歌，后来还送她到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学习外语。这时候她已经生有两个女儿。
1929年杨森败退渠县，有耳目向他告密，说曾桂枝在上海与一个姓陈的男同学经常在一起跳舞，似乎有越轨行为。杨森听了大怒，立即找了个理由，写信要她速回。曾桂枝到底年轻，不知道利害，还与陈某惜别依依，照相留念，陈某送她一个戒指，她当即戴在手上；陈某要求她回四川以后代他在杨森面前谋一工作，她也满口答应，甚至回到渠县以后，仍继续与陈某书信往来。杨森看见她手上戴的戒指，偷看了他们的合影和来往信件，也不发作。曾桂枝以为他什么也不知道，还天真地要求杨森给陈某安排一个好工作。杨森很痛快地答应：“你写信叫他来，我让他当县教育局局长。”曾桂枝信以为真，立刻给上海发信。陈某接信，高高兴兴地动身来四川。刚走到渠县附近的乌水滩鲤鱼桥，就被杨森派去守候在那里的人开枪打死了。杨森得到消息，又叫两个马弁送曾桂枝坐船到鲤鱼桥去接陈某。曾桂枝不知道死期将至，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满怀高兴地上了小船。船到鲤鱼桥边，曾桂枝刚刚一脚迈出船舷，正四顾寻找情人的时候，身后的马弁喊了一声：“曾太太，对不起！军长的命令！”话音刚落，枪声就起，曾桂枝应声倒地，去追赶他的情哥哥去了。
接着一条船马上来到，船上坐着杨森的侄儿杨汉印和五姨太的哥哥肖寿眉。他们用石头绑在两具尸体上，沉入了渠江。
曾桂枝和陈某死后，据说渠江江面上经常出现一对形影不离的野鸳鸯。当地人都相信这是曾、陈两人的精灵所化，就把鲤鱼桥改名为“苦鸳鸯桥”，沿用至今。
杨森听说曾桂枝是在跳舞场上认识的陈某人，很认真地说：“只能自己和别人的老婆、女儿跳舞，自己的老婆、女儿绝对不能和别人跳舞。”并以此作为“家规”，要妻女们严格执行。
又有人说：曾桂枝认识陈某人，是田颂尧的一个家庭教师从中牵线的，他不问真假，派手下把那人也暗杀了。
八姨太汪德芬，四川成都人。她是杨森杀害七姨太曾桂枝以后，于1930年在广安县新娶的“填房”，当时只有十五岁。她是杨森小老婆中最有志气、敢于和杨森决裂并能自立自重的一个。她父亲原来是成都的一个中学教师，后来在二十军军部当秘书。汪德芬结婚以后，还到广安中学继续读书，发现她有音乐天才，就由军部的音乐顾问姜芸丛和闵德新教她弹钢琴。1932年底，杨森派秘书张晋才送她到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音乐。毕业以后到成都，在杨森办的天府中学当校长，以后一直住在成都。她依靠杨森的势力，当过“国大代表”。生有子女四人。但是她和杨森的关系形同冰炭，几乎不往来，连所生的小孩也改姓汪。“文革”期间，因杨森的缘故，被逼自杀于乐山。
九姨太蔡文娜，四川泸县人。她是杨森小妾中最为美艳，最为杨森所爱，最为杨森所恨，同时又是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她是泸县女子中学的“校花”，经人撮合，把她送到资中与杨森同居，当时只有十四岁。她父亲是个追名逐利的落魄书生，根本不顾及女儿的幸福。别人切齿他的举动违背伦常，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红粉赠佳人，美女配英雄，虽然是九姨太，但大小也是军长太太。”后来杨森把她送到广安中学读书，自己住在泸州。不久就听说她和教英文的男性家庭教师关系暧昧。杨森把她接到泸州，打算处死。众姨太以她年幼无知苦苦求情，杨森用马鞭狠狠打了她一顿，又要田蘅秋作保，才算了结。蔡文娜天生丽质，媚态袭人，又是见过世面的人。婚后，深得杨森宠爱，每每带着她出入大型场合，引来众人艳羡不已，极大地满足了杨森的虚荣心。抗战期间，她在成都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还有许多风流故事，后文将详细介绍。她生有两个儿子。
十姨太郑文如，重庆人。她原来在重庆南岸裕华纱厂做工。她有个远房舅舅叫杨正谊，在二十七集团军当军医。他为了巴结当时在贵州省当省主席的杨森，于1945年把她带到贵阳，通过杨森的副官王联奎用汽车把她送进杨森公馆，收为第十房姨太太，当时年仅十七岁。她舅舅献宠有功，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军医处处长。郑文如后来随杨森到重庆，生有子女两人。杨森经历了蔡文娜丶曾桂枝的变故以后，就把郑文如带在身边，形影不离。后来，郑文如生了肺病，容颜憔悴，杨森把她弃之一旁。重庆临解放时，她已经失宠，所以杨森逃到台湾，也没带她一起走。解放后，郑文如留在重庆，嫁给了一名普通工人。
十一姨太胡洁玉，四川广安县人。她是杨森老家的仆人胡应忠的女儿，十四岁的时候，到重庆读书，住在杨森公馆里，杨森的子女都叫她胡妹妹。这时候杨森已经六十多岁，一定要纳她为妾。胡应忠竭力反对，把她带回广安。杨森不舍，亲自驱车到广安，以送她进国立女子师范读书为名，又把她接到重庆。胡应忠十分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发誓从此再也不进杨家大门。1949年杨森从重庆逃跑，把她带到台湾，送她进台湾大学读书。在杨森八十六岁那一年，胡洁玉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送她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书，1959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并成为核物理教授。现定居美国。
十二姨太张某，台湾人。杨森虽然妻妾众多，到台湾后，田蘅秋年老多病，另住别处，胡洁玉去了美国，子女也大都分散在国内外各地，身边实际上没有人。在他九十岁那一年，聘请了一位十七岁的初中毕业生当他的秘书兼如夫人，通称张小姐，经常陪着他爬山、骑马、打猎、游览、参观、访问，还给他生了最后一个女儿。
杜重石到二十军军部的时候，杨森的姨太太编号还只到第九位，其中原配夫人已经故去，七姨太已经被处死，实有夫人数为七人，子女二十多人。广安县的涵虚山庄落成以后，众妻妾都住在山庄内。
杨森自称是北宋边将杨继业的后代。在军中，他搞的是任人唯亲的“杨家将”；在家里，他用封建主义加法西斯对妻妾子女进行严厉的“管教”。
他的妻妾们，一律不准请客、不准打牌、不准抽烟、不准酗酒、不准跳舞、不准私自拿用家中的东西……等等。家中的事务，按月由各房妻妾轮流管理。也和《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大人孩子都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月份钱”。他在家的时候，年轻的姨太太必须在清晨五点钟起床，陪他打网球或骑马。他虽然子女众多，但仍然鼓励妻妾生育，怀孕之后就给五千元(银圆)生活补贴，孩子一生下来，就在外国银行开户，存款两万元(他自己在日本正金银行存款几十万，抗日战争爆发后全部被日本没收)。姨太太们为了得到这笔钱，千方百计争媚邀宠，希望多生子女。一旦发现妻妾有外遇，处置起来是极残酷的。
杨森还购置了大量的田产和房地产，分给妻妾们：泸州的田产分给蔡文娜、肖邦琼，成都的田产分给汪德芬、蔡文娜、肖邦琼，广安的田产分给陈顺容，重庆的田产一部分分给郑文如，郫县的田产分给田蘅秋，在汉口的房地产分给刘谷芳。
他的子女们，都要求大学毕业，一律住校，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才能回家。还必须学会骑马、打球、弹钢琴。家里请了许多家庭教师，分别教妻妾儿女们古文、英文、数学和音乐，并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和球赛，目的是检查子女们的学习成绩。每次的家庭音乐会，按例都必须先演唱由他作词、由著名音乐家刘雪庵作曲的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杨氏家歌》。
杨家开饭，不但热闹，而且很富于戏剧性。饭厅里“品”字形放三张圆桌，上边一张大圆桌，坐的是杨森和他的妻妾们，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众星捧月似的拥着杨森；下面两桌，一张大的是大儿女们的饭桌，一张小的是小儿女们的饭桌。子女不论大小，开饭之前，都要像教徒做祷告一样，双手合十，拖长了声音，先念一篇杨森制定的“感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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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爹妈妈，给我们饭吃。我们要听教训，学好人，才对得起爹爹妈妈。请！
说完了这个“请”字，方才开始吃饭。
“杨公馆”里面的故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足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杜重石虽然年方弱冠，还没有接触过社会，但是终究在上海那个大地方上过大学，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新思想。因此他对于杨森的所作所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看不惯的，甚至也有反过来受杨森的影响的，在他的一生中，接触杨森以后，堪称是他人生道路的第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