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了。我因为工作太忙,根本就没时间看报纸,所以对于运动初期的“动态”几乎一无所知。后来召开整风座谈会,时间往往是下午半天,恰恰下午的时间,是我“半休”的病假,我名正言顺地从来不参加。其实天天都在家里看清样。1957年6月6日下午,文改会召开最后一次整风座谈会,文字改革出版社副社长兼出版部主任、党委青年委员倪康华亲自登门来邀请,说是开了多次座谈会,我一次也没参加,如果身体顶得住,希望我下午去听听,有什么意见,也在会上说说,帮助党整风嘛。我驳不过他的面子,答应去听听。行前怡还再三关照:你只去听听,不要多说话。
那天下午主持会议的是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同志。发言的,前后一共三个人。那时候,报纸上虽然已经连篇累牍地出现许多民主人士的“大鸣大放”,文改会那些老成持重的研究员们却都以为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有的人还在观望,有的人正在写发言提纲,所以座谈会上发言的,大都是“口无遮拦”的小青年或文化不高的行政人员。恰恰那天发言的人,都提到了肃反运动。一个人说,肃反运动打击面过宽,一句牢骚话,一分析,就成了问题。一个人说:肃反运动有些神经过敏。——他指的是文改会院子里的墙上出现一行粉笔字:“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争到底”,被认为是反动标语,闹了个满城风雨,后来经过调查对证,才知道是一个小学生抄的语文课本中的一句话。一个人发言,揭发肃反五人小组的“工作方法”:布置甲盯着乙,布置乙盯着丙,又布置丙盯着甲,都告诉他们:被盯的人,是还没有揭出来的肃反对象,要严密注意他的行动,并及时汇报。于是这三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领导所信任的“积极分子”,都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结果是三个人互相盯着,形影不离,都向领导汇报被盯者的言行,实际上却三个人都是领导怀疑的肃反对象。
此言一出,会场上有嘻嘻笑的,有皱眉头的。第三个人的发言结束,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五十五分。主持人叶籁士说:“还剩五分钟就六点了,今天的发言到此为止,明天继续吧。”我的情绪一下子被激发,腾地站了起来说:“不是还有五分钟么?我就说五分钟话。”
叶籁士不得不表示同意。我果然只说了五分钟话。我说:第一,肃反运动是主观主义的,执行的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幸亏还有“小心求证”,不然,像我这样的肃反对象,就只能冤沉海底了。第二,肃反运动中,抄走了我的信件、日记和笔记本,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还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这是违反宪法的。宪法规定,审判权归公检法,单位领导和党组织没有审判权。——我出身于法律家庭,对于“法”的概念,特别强烈。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了“六月六日六教授座谈会”的新闻记要,透露出整风的风向已经开始转变。接着该报于九、十、十一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这是为什么》等社论。从此,“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转变成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反右斗争。
于是,来不及从从容容写发言提纲就贸贸然在文改会整风座谈会上发言的人,特别是提到党的领导、党群关系、肃反运动等内容的人,开始挨批了。当然,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主要是大帽子压人。也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否定肃反的成绩,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是在提倡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等等。这时候主持会议的文改会副秘书长、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庄栋同志替我说话了。主要是:“吴越的问题,是情绪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他不是反革命,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拿他当反革命批斗了,他有情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不能说:我们把他斗错了,他却说‘我很满意’,是不是?”那时候的积极分子,主要看领导人的眼色行事,有领导人这样明确的表态,就没有人继续再贴我的大字报了。
如果我能够听怡姐姐的话,老老实实地不再“乱说乱动”,反右运动中我虽然被提了名,最后至少不会被戴帽子。问题在于我不甘寂寞,总想“顽强地表现自己”。
1957年8月,怡回上海去待产,我一个人住在北京。她临行之前,再三嘱咐我对任何事情不要表态,没事儿了多休息休息。当时反右派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以肺部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瘤子而半休作借口,没有参加运动。既不去开会,也不写大字报,而是把全部力量投入出版社的工作。
一个星期天,我看到报纸上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觉得太小题大作了,就写了封信给《人民日报》,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况储安平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根据”。
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有120多人,按照5%的指标,揪出了六个右派,基本上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不久之后《人民日报》把我写的这封信转了回来,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从此,我也不可能以生病为借口不去开会了。——结果是积极分子们发挥“宜将剩勇追穷寇”精神,揪出了我这个第七名右派,超额完成了任务。
下面的事儿长话短说: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不久,怡也下放到江苏海门县某中学当英语教师去了。她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还是模范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她与我成了“两股道儿上跑的车”。为了不让孩子当“右派崽子”,她不得不与我“划清政治界线”,办理了离婚手续。
孩子由外公起名叫“吴永”,出生以后,就留在上海由她外公抚养。直到1965年春节,孩子都八岁了,我摘了右派帽子,有了探亲假,能回上海探亲了,才有机会硬着头皮到姚家看了她一眼,拢共不到五分钟。她的脸型长得跟怡一模一样,我递给她一块巧克力糖,她不知道我是谁,翻着大眼睛说了声“谢谢叔叔”,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临走,我分明听见她喊了一声:“爸爸,我上学去了!”我还奇怪,她是怎么知道我是她爸爸的呢?
她外公倒是挺通情达理的,给了我三张孩子的照片。我也挺自觉的,收起照片,立刻就告辞。
我去姚家,本希望能够看见怡,没想到我去早了,她还没放寒假。实际上是学生已经放假了,她当老师的还有许多“未了事宜”需要处理,所以回家晚了。
春节期间,我请一位女同志打电话给她,把她约了出来,在人民公园见面。公园还是那个公园,人也还是那两个人,但是心情与十二年前可大不相同了。她面容憔悴,愁眉不展,瘦了许多。她告诉我,当年她与我结合,父亲和妹妹其实都不大同意,只是不想横加干涉而已。等到我出了事儿,父亲和妹妹会说些什么话,可想而知。除了来自家庭的压力之外,单位对她的压力也很大。我是倪海曙从上海“带”来的,一直跟着他工作。创办文字改革出版社的时候,编辑部就我和他两个人:他当编辑部主任,后来当总编辑,我则一直在他手下当编辑。在别人看来,我是他的亲信无疑。怡调来以后,就在总编室工作,等于是总编的秘书。当时文改会内部有学术观点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与倪海曙观点相左的人,就是那个郑之东,原是周总理的秘书,早先当过文改会的秘书长,是真正的当权派。但是有人把这种分歧说成是拉山头的“派系”,而且把我和怡都列入根本就不存在的“上海派”中去,与“本地派”对立起来,则是冤枉的。倪海曙不是党员,在文改会不是当权派。于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关系上的磨擦,就难免要拿我们这些无辜者当牺牲品了。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自己跳出来”固然是原因之一,“清君侧”和“削弱对立派”至少也是因素之一。我被送去劳改以后,怡在单位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一有下放的名额,她就首当其冲了。结合以上两重原因,加上避免让孩子当“右派崽子”,她又离开了北京,就不得不提出与我离婚了。
怡姐姐说:这些苦衷,希望我能够谅解。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过去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不幸,都是因我而起,做出牺牲的是她,她不埋怨我,倒要我谅解,确实让我无地自容了。我岔开这个话题,只希望她把孩子带出来让我再看看。她说:我到她家里去了一趟,她父亲已经知道我在上海,不但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对她也盯得很紧。再说,孩子还小,最好不要让她增加心灵上的创伤和思想上的负担。这一次因为打电话过去的是个女同志,她爸爸倒是没有起疑心,但她也不能在外面呆太久了,得赶紧回家去。只怕以后连她也很难出来和我见面了。
我尊重她的意见,就一起走出了公园。我忽然想起大永去上学之前喊的“爸爸,我上学去了”,就问她女儿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是她爸爸。她笑了起来,说:“她那是叫秀珠呢,她从小就叫秀珠‘伯伯’,听起来倒是和‘爸爸’差不多。”秀珠是她们家的保姆,从十七八岁就到她家,几十年了,比怡还大一岁,按说应该叫“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居然叫“伯伯”,以致有此误会。
我步行一直送她到家门口不远处,看她进了家门,我这才上电车回家。
过了几天,怡突然到我家来,说是开学在即,她要做些准备,打算明天一早上船回海门,所以今天特地来向我告别,也顺便看看我爸爸、妈妈。我母亲见这个离了婚的儿媳妇又上门来,赶紧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做了满满一碗米粉干,加上两个荷包蛋端了来。怡的饭量本来就极小,加上此地、此人、此心、此情,哪里吃得下去?用筷子尖儿挑起几根儿来强咽了下去,就眼泪汪汪地放下了筷子,告辞要走。
我送她到车站,问她明天几点钟的船,我去送她。她再三叮嘱我不要送,不要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化。但是我不听。我想她既然敢于到我家里来跟我道别,说明她心中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熄灭,又特别说明是明天一早上船,不正是希望我送送她的意思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十六铺码头,买了一张送客的码头票,站在检票处等她。但是一直等到去海门的旅客全部上船,船都开了,还不见她来,估计她一定是改期了,只好怏怏而回。
回家以后,我没有给她写信,却把码头票装进信封,寄到了海门,以此告诉她我的确是按点到码头去送过她的。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取消了摘帽右派们的探亲假,我也再没有到过上海。直到1975年我攒够了路费到缙云去看望母亲,朋友们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返回北京之前给怡发了一封长信,先告诉她老家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情,然后问她:在目前政治形势稍许宽松的前提下是否有复婚的希望,并表示我将到海门去与她面谈这个问题。结果是我一到上海,大嫂子就递给我一封电报和一封信,电报是叮嘱我千万别到海门去,信则说明目前她的处境依然非常不好,叫我不要再打搅她,更不能和我在海门见面,并说:“要想孩子叫你爸爸,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了。如果有可能,你还是再生一个女儿叫你爸爸吧。”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多啰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遵嘱从此没有再打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