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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论有学问的无知
书名：禅定与互联思维 作者：朱海松 更新时间：2019-07-24 09:10 字数：11102
当今席卷中国的互联网思维是由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引爆的，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手机自媒体。但是对于互联网思维是否真的存在则有两种声音并存，反互联网思维也大行其道！许多知名的学者和企业对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有学者说：“互联网思维很荒唐！”有企业家说：“别动不动就互联网思维。”有企业诉求：“在大机会时代不要机会主义。”林林总总。互联网思维代表着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思潮，在变革的年代，不仅又让人想起老生常谈的“有学问的无知”现象。我们不谈中国的，谈谈国外的吧。
黑格尔：无知者是不自由的
曾经说出“背起行囊，独自旅行”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德国哲学家，哲学之王黑格尔曾有一句名言：“无知者是不自由的，正因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的话发人深思。
19世纪的天文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太阳系的行星。黑格尔则认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能够由理念推导出来，与他的“逻辑学”一样，黑格尔也用他的三段式来构造他的“自然哲学”。1801年，黑格尔断言，要是人们稍稍注意一下哲学，立即就会明白，“只能有七颗行星，不多也不少”。因此，天文学家的搜寻是浪费时间的愚蠢行为。
1846年9月23日海王星被发现，是唯一利用数学预测而非有计划的观测发现的行星。天文学家利用天王星轨道的摄动推测出海王星的存在与可能的位置，海王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远的。发现海王星的是法国工艺学院的天文学教师勒维耶，以自己的热诚独立完成了海王星位置的推算。黑格尔关于无知的名言在他自身那里得到了印证。
哲学家黑格尔曾评论说“汉语不宜思辨”，这引起了中国著名学者钱锺书的反驳。钱锺书对黑格尔的看法有点恼火，反驳说：“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钱锺书在他的名著《管锥编》中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
黑格尔反对牛顿在光学中使用数学方法。他说：“有人说牛顿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好像这就证明了他的颜色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唯有数量才能从数学方面加以证明，物理的东西则不能从数学方面得到证明。在颜色方面数学是无足轻重的。”
第一次以数学方式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姆霍兹评论说：“黑格尔自己觉得，在物理科学的领域里为他的哲学争得像他的哲学在其他领域中十分爽快赢得的认可，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就异常猛烈而尖刻地对自然哲学家，特别是牛顿，大肆进行攻击，因为牛顿是物理研究的第一个和最伟大的代表。”赫姆霍兹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至少在自然哲学家的眼里，乃是绝对的狂妄。和他同时代的有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人拥护他的主张。”
诺贝尔奖得主、著名化学家普里高津评论说，黑格尔哲学“在几代科学家看来，它代表了憎恶和藐视的一个缩影”。普里高津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系统地吸收了牛顿科学所否认的一切。”
克罗内克：一个时代的无知
克罗内克（Kronecker Leopold，1823—1891）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对代数和代数数论，特别是椭圆函数理论有突出贡献。克罗内克最主要的功绩在于努力统一数论、代数学和分析学的研究。克罗内克的数学观对后世有极大影响。他主张分析学应奠基于算术，而算术的基础是整数。他的名言是：“上帝创造了整数，其余都是人做的工作。”反映了他对当时的分析学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作为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却极力反对另一位德国伟大数学家康托尔尔的集合论。
康托尔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伟大的数学家，集合论的创立者。是数学史上最富有想象力，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9世纪末他所从事的关于连续性和无穷的研究从根本上背离了数学中关于无穷的使用和解释的传统，从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乃至严厉的谴责。然而数学的发展最终证明康托尔是正确的。他所创立的集合论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创造，集合概念大大扩充了数学的研究领域，给数学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集合论不仅影响了现代数学，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现代哲学和逻辑。
19世纪被普遍承认的关于存在性的证明是构造性的。你要证明什么东西存在，那就要具体造出来。因此，人只能从具体得数或形出发，一步一步经过有限多步得出结论来。至于“无穷”，许多人更是认为它是一个超乎于人的能力所能认识的世界，不要说去数它，就是它是否存在也难以肯定，而康托尔竟然“漫无边际地”去数它，去比较它们的大小，去设想没有最大基数的无穷集合的存在……这自然遭到反对和斥责。
在康托尔尔之前的数学家不赞成在无穷集之间使用一一对应的比较手段，因为它将出现部分等于全体的矛盾。德国大数学家高斯明确表态：“我反对把一个无穷量当作实体，这在数学中是从来不允许的。无穷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法国大数学家柯西也不承认无穷集合的存在。他不能允许部分同整体构成一一对应这件事。数学的发展表明，只承认潜无穷，否认实无穷是不行的。
19世纪末，康托尔尔在悉心研究微积分理论的逻辑基础问题时，着手创立了崭新的集合论，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由无穷数量关系的新奇世界。他处理了数学上最棘手的对象——无穷集合。因此，他的发展道路也自然很不平坦。他抛弃了一切经验和直观，用彻底的理论来论证，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既高度得令人吃惊，难以置信，又确确实实，毋庸置疑。数学史上没有比康托尔更大胆的设想和步骤了。因此，它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传统思想的反对。
集合论一经问世，立即遭到当时一批赫赫有名的数学家的猛烈进攻。攻击得最为激烈，也最为长久的却是他的导师——比他年长22岁的著名数学家克罗内克。他认为只有他研究的数论及代数才最可靠。因为自然数是上帝创造的，其余的是人的工作。他对康托尔的研究对象和论证手段都表示强烈的反对。由于柏林是当时的数学中心，克罗内克又是柏林学派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对康托尔及其集合论的发展前途的阻碍作用是非常大。克罗内克认为，康托尔尔关于集合论的研究工作简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并在许多场合下，用各种刻薄的语言，对康托尔尔冷嘲热讽达10年之久。康托尔尔经受不住克罗内克等人连续粗暴的围攻，精神渐渐崩溃了。终于在４0多岁时，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整日极度沮丧，惶惶不安，最终在病院默默死去。英国科学史家贝尔在回顾这段令人痛惜的往事时说，克罗内克认为集合论的出现是一种数学疯病，然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并不是集合论而是康托尔尔。史罗内克的攻击实际上打垮了这一理论的创造者。
克罗内克基于学术信仰的坚持，捍卫的不是学术的尊严，而是一个时代的无知，他的反对不仅对事，也对人。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尔的遭遇让人扼腕痛惜。
普朗克原理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赫姆霍兹（H. Helmholtz，1821—1894）从永动机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事实入手研究发现能量转化和守恒原理。赫姆霍兹不仅对医学、生理学和物理学有重大贡献，而且一直致力于哲学认识论。他确信：“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必定守恒。”
普朗克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由于创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量子论，而荣膺了191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现代物理学发展的精神之父”。
普朗克早期主要埋头于热力学的研究。1878年，在他提交给慕尼黑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些新思想。物理学的老前辈更是对普朗克的新思想毫无兴趣，就连他的导师——因独立发现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赫尔姆霍茨也对普朗克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思想加以反对、嘲笑甚至极力抵制。
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悲愤地指出：“一项重要的科学创新很少是通过逐渐赢得人心和扭转反对者观念来得以普及的……实际情况是，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了，新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它。”上述结论被人们称为普朗克原理。
在整个人类科学史上，代表“过去时”或“现在时”的学术权威排挤、压制代表“未来时”的新生力量的现象数不胜数，这种现象并非某国科学界所独有。不少大家都熟悉的科学巨匠均曾不同程度地遭受过来自权威的压制，比如孟德尔、普朗克、法拉第、欧姆、亚当斯、阿贝尔、玻尔等。科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主要来自学术权威的打压与抵制，更有甚者是遭遇来自恩师的压制，像法拉第、康托尔尔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牛顿的《自然哲学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等等，在科学界都曾遭遇过长时间的冷遇和抗拒。新的科学理论确实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有时直到最后几个反对者全部死亡，才会真正在科学界站稳脚跟。
大数据的本质不是数据，而是信仰和哲学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用毕生的精力观测宇宙，累积了关于星星观测的大数据，他的遗愿：“授权开普勒使用自己观测得到的宇宙大数据，但必须使用地心说，不能使用日心说。”而开普勒并没有遵从这个遗愿，而是坚持日心说的理念，通过第谷留下来的星星观测大数据发现了宇宙的三大定律，成为宇宙的立法者。不同的科学信仰，在同样的大数据之下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大数据的本质根本不是数据，而是信仰和哲学。
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十年如一日地观测星系的运动，发现了哈勃定律：宇宙是膨胀的！他的直觉来自他对大数据观测的自信。同时代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虽然他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已预测宇宙的膨胀，但爱因斯坦坚信宇宙是有限无界的，静态的。他在方程中加了一个常数，宇宙就静止了！而哈勃的观测告诉人们，宇宙是膨胀的。爱因斯坦说：“加入宇宙常数项是‘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爱因斯坦是量子力学的开创者，却终身反对它！“上帝不掷骰子”是爱因斯坦对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评价。爱因斯坦是错的！爱因斯坦的坚持是基于科学信念！当代英国伟大物理学家霍金说：“上帝不仅掷骰子，并且还掷到你看不到的地方！”
在全新思想涌现的年代，“有学问的无知”是普遍现象
“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2009年7月25日英国一批顶尖经济学家在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了伦敦经济学院，并与一些教授讨论经济形势。她随后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总之，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这封信说。在这封长达3页的信中，学者们除表达歉意外，还向女王承认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已成为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证。”
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著作《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提到第四个历史教训就是“保守与激进同等重要”。作者指出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新观念被允许进入人类赛场之必须存在的预赛。”在思维革命发生的年代，“有学问的无知”是正常现象，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动机来捍卫自己的“无知”：
基于偏见
基于保守
基于傲慢
基于嫉妒
基于利益
基于尊严
基于立场
基于信仰
等等
《历史的教训》一书指出：“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 因为“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引发的思维范式革命中，我们应时时谨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
我知我无知，
美德即知识，
无知即罪恶。
当前思维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当前问题是当前思维的结果
中国著名学者谢文先生在其“互联网思维与思维互联网”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与之相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思维互联网的言论和行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传统为体，网络为用’。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体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都不愿承认互联网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更愿意把互联网看作一种工具，一种可以或不得不加以利用但决不能改变和取代传统的东西。结果，不管他们对互联网如何认真观察、思考、分析，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互联网思维。这是立场使然，是利益使然，与智商无关。”
“于是，互联网思维被肤浅扭曲地归纳为产品设计上的极致化追求，服务上的客户导向，市场推广上的狂轰滥炸。一场本该触及根本的论道之战变成了庸俗无聊的术辨之争。可以断定，在不改变立场，不放弃既得利益，不重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无论花多少钱，招多少人，买多少设备，模仿多少网络服务，都不可能使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机制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态势。极而言之，面对互联网大潮汹涌澎湃而来，如果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与勇气，很难避免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这已经被一个个昔日庞然大物的结局所证明。
“我宁可放弃一切，也不愿活在无知中。”小说《女教皇》（Pope Joan）中这句台词提示我们摆脱无知是不容易的。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摆脱“有学问的无知”的乔布斯解决方案：Stay Hungry，Stay Foolish ，如饥似渴！抱朴守拙！拥有未来的是不断学习的人，而非已经饱读诗书的人，他们的漂亮的知识装备只适用于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只有不断清零的空杯开放心态，才能拥抱时代的变革。
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思想和剑，而思想最终战胜剑。
（本文根据新媒体专家朱海松先生在2014年中广国际杯金像奖颁奖礼暨“营销传播新时代”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演讲主题：“论有学问的无知：互联网思维与瞎扯蛋”扩充整理。）
第二章 前言：互联网思维的英文是“The internet paradigm”——范式革命
中欧商学院教授李善友在他的《互联网世界观》一书中说：“互联网是新的工具，还是新的世界？这就是世界观。杨元庆说：‘互联网好比是推动前两次革命的蒸汽机和电力，它是解放生产力的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改善业务模式，来促进效率。’他把互联网看作工具。而梁信军却把互联网看作是新世界，他说：‘我不太赞成杨总的提法，我过去跟杨总的观点完全一样，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工具，什么人都可以用。近两年来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已经无条件向移动互联网全面投降，全面拥抱。’”
当前思维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因为当前问题就是当前思维的结果！哲学主要被看成一种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是时代的哲学。如果一种思维方式正在成为普遍性的原则，则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时代的哲学。关于什么是哲学的标准观点而言，哲学应当对一般实践活动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包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等。与将哲学看成知识体系相比较，我们更应强调哲学的思维功能。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凡是可说的则都应当说清楚。”对于互联网思维需要哲学探讨。
一、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形而上学的观念约定
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哲学世界观，是“范式”（paradigm），互联网思维的英文应是“The internet paradigm”。有中国学者用西方没有互联网思维对应的英文这一理由而否定互联网思维的存在，那么我们不妨用西方的理论找到对应的英文。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托马斯·库恩认为：“特别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们必须转向哲学分析，作为解开他们的领域之谜的工具。”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20 世纪科学哲学的经典名著，该书作者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同科学共同体密切联系的历史，科学作为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的复杂过程，其发展规律的内在性是同这个过程的主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库恩看来，科学作为科学共同体活动的结果，它表现为科学“范式”的不断完善和不断更迭。库恩所指的“范式”是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具体在科学哲学意义上说来，“范式”是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总体看法。比如“地心说”是一个范式，“日心说”也是一个范式，“地心说”的本体是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思考所有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心说”就是对“地心说”的范式革命！因为“日心说”彻底颠覆了“地心说”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前提，“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取代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基本认识，这种对宇宙中心时空的认识改变，就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前提批判，就是科学革命，就是范式革命！
库恩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群体而非个别科学家作为科学活动分析的基本单位。库恩认为“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科学共同体取得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这些选择的问题可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他认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
库恩进一步指出，“范式”是形而上学的、高于规则之上的观念约定：“历史研究还有规则地展示出，有一类更高层次的，准形而上学的承诺，虽然这些承诺还不是科学的不变特征，但却较少受时空的局限。”“这套承诺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方法论的。”“我认为，规则发扬光大于范式，但即使没有规则，范式仍能指导研究。”“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任何整套规则存在。”
库恩在论述“范式”时所提到的科学共同体，用在当下可理解为传播业的共同体、新闻业的共同体、商业的共同体、网络业的共同体，等等。在网络化社会到来之前，这些共同体是互不相干的，但是高速推进的全面网络化社会使这些共同体出现了无数的交集，对于每个共同体原有的“范式”造成强烈的冲击，一个行业大融合的景观出现了，这种交流和碰撞必然会重新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变革人们看问题的视角，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正是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商业思潮，对于互联网思维的认识在几乎所有的商业群体当中产生了分裂的认识，一种认为互联网思维是存在的，一种认为互联网思维纯属忽悠，不存在。
二、“反常”带来的“危机”是思维“范式”变革的前奏
伟大的哲学家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互联网思维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在于互联网思维下的存在与传统思维下所认识的存在产生重大的矛盾，互联网思维与传统的存在关系冲突不断。在传统的思维下这被认为是反常。
库恩认为：“一种反常虽然没有明显的基本重要性，但它所禁止的应用却具有特殊的实践重要性。”库恩说，“有时，一个反常能使人们对范式中清晰而基本的概括明显地产生疑问”，“所有危机都始于范式变得模糊，随之而使常规研究的规则松弛”。
以小米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思维引发了众多的商业反常现象，对传统行业产生重大的思想上的冲击。所有这些使人们不得不以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这些层出不穷的“反常”。许多专业人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以传统的思维方法是不能解决“反常”所带来的问题的，正像库恩所说的那样：“当一种反常现象达到看来是常规科学的另一个难题的地步时，就开始转化为危机和非常科学。于是这种反常现象本身就这样被同行们更为普遍地认识了。这领域的越来越多的杰出人物对它越来越注意。”
哲学常常被说成“反思的学问”。没有批判性的哲学就根本不是哲学，这可以看作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质与历史使命感的集中体现。
库恩认为：“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个性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不如说它是这领域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是一种变革这领域的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推广，以及它的许多规范方法和应用的重建。在过渡时期，会有一大批问题，既能由旧范式解决，也能由新范式解决，在这些问题之间绝不会完全重叠。但是解决的方式也会有决定性的差别。当转变完成时，专业的视野、方法和目标都将变革。”
三、互联网思维是新世界观的革命：范式不是认识而是
信念
“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周鸿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在当今时代，互联网是颠覆一切的力量。”库恩认为由于范式不是认识而是信念，因而从旧范式到新范式的转换，不是科学共同体的认识的深化，而是信念的转变。以O2O为例，传统商业的体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来的线下为体，线上为用，正在发生改变，以线上为体，线下为用的全新商业模式正在大行其道。马化腾接受采访时说：“互联网+”创新涌现，“+”是各种传统行业。“+通信业”是最直接的，“+媒体”已经开始颠覆，未来是“+网络游戏、零售行业”。过去认为网购是电商很小的份额，现在已经是不可逆转走向颠覆实体的零售行业，还有现在最热的互联网金融。马化腾认为，传统行业每一个细分领域的力量仍然是无比强大的，每个行业都可以把它变为工具，也会衍生出很多新的机会，这不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理所当然。
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演进中，新知识所取代的是无知：“范式的转化，就是科学革命。一种范式经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范式为除了反常之外的所有现象提供一个在科学家视野内的确定的理论位置。”
除确立新的世界观之外，科学范式兴起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模型等，以构成科学范式的核心。哲学家创造性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引入若干新的不同范畴，从而为人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去从事认识活动提供新的可能性。
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西方的哲学研究 “语言学转向”的鼻祖。他认为语言分析应被看作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 “互联网思维”下的语言批判把传统营销学的一些名词重新解构：
“会员”变成“粉丝”
“定位”变成“痛点”
“限购”变成“定制”
“偏好”变成“刚需”
“聚焦”变成“极致”
“失败”变成“试错”
“融资”变成“众筹”
“专营”变成“垂直”
“投放”变成“互动”
“草根”变成“屌丝”
“消费群”变成“圈子”
“影响力”变成“口碑”
“传媒”变成“自媒体”
“顾客第一”变成“去中心化”
“消费者研究”变成“大数据研究”
“核心消费者”变成“粉丝”和“屌丝”
等等
这些并不是传统思维下的新生事物，也无法用传统的知识来解读这些新事物，这些新事物包含着革命的种子。库恩强调：“科学革命也起源于科学共同体中某一小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
到目前为止，由于网络的高速发展，仍无法确定其最终形态将是什么样，但其中所孕育的新思维、新思想的火花不断闪现，库恩说：“大部分新范式的早期形态都是粗糙的。等到其美学上的吸引力得以全部展现时，科学共同体的大部分人早已为其他方式所说服。然而，美学上考虑的重要性有时却是决定性的。”新范式一定是美的！
四、我们当前处在“反常和危机”时期
哲学是以问题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关于把世间的现象转化为问题，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为我们描绘和分析了科学革命发生的前后过程。库恩认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和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以及动态的周而复始过程，库恩所描绘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种动态结构。
无论是互联网思维还是反互联网思维的探讨，还是雷军与董明珠的赌局，互联网是工具、渠道还是思维的辩论等等，这些社会的、经济的、行业的“反常”现象，说明我们当前处在“反常和危机”时期，是重塑我们思维方式方法的时期，是“范式”正在转移的时期，是“传统”正在被打破的时期，是“破坏性创造”的时期，是“革命”将要发生的前夜！
任何一次科学革命都不是只带来个别或少数要领的变化，而是常常带来一系列新概念、新术语的飞跃式的增生，甚至常常出现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场”或“理论概念群”。在复杂网络和混沌分形理论中，复杂网络、中心节点、幂律分布、小世界、弱关系、无标度、人类动力学、社会网络、网络传播、自相似、对称破缺、破碎化……在移动互联网引发的商业变革中，O2O、SOLOMO、微商、微支付、互联网金融、“口碑传播”、“社群经济”、“网红”、“自媒体”、“分享经济”等新概念、新理念大量出现，这些都为传播的“范式”革命进行了量化的积累，是“革命”将要发生的“种子”，将随时引发质变！
“范式的变革是和明显的技术的变革相联系的。”网络的技术创新正是推动着互联网思维理解范式变革的动力。当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新商业模式无法用传统的方式解读时，迷思和困惑也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这是理智的危机。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说：“理智的危机与过于简单的、抽象的、专断的思想有关。”“首先谈危机的概念。我认为，在一个科学理论或一个科学环境中，从这样一个时刻起，即当上述理论不再能综合经验材料、异常情况增多到事实上使理论处于被怀疑的状态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这就是一个理论处于危机中的情况。有时处于危机中的实际上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位于理论背后的一个更基本的解释原则。”卡里尔·纪伯伦（Kahlil Gibran）说：“困惑是获得知识的开始。”
各种高度复杂的网络系统对人类生活和福祉的影响越来越大，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和方法、真正全新的思考方式来帮助理解它们。美国网络科学家巴拉巴西将这种新方法称为“网络思维”，并认为网络思维将渗透到人类活动和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什么是网络思维？网络思维意味着关注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所说的网络思维实质是我们现在所谈的互联网思维。
“没有理论的事实是模糊的，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大量的“反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事实，需要适当的创新理论建立新的“范式”，适应新的商业生活！
五、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的演进不仅是“渐进性”的、“选择性”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即通过基本的解释原则或范式的革命来实现，是顿悟式的。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支配着我们的世界观。范式的革命不仅意味着世界观的拓广再拓广，而且意味着世界观的结构本身发生了改变。一些范式统治着一个时代的科学认识，当一个旧范式让位给一个新范式时就发生了科学革命的大变动，也就是说，发生了从一种理论过渡到另一种理论的世界观的断裂。互联网思维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范式。
埃德加·莫兰在《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我深信我们世界的危机的一个方面是我们思想的未开化状态，人类精神的史前状态。人类精神现在被它所产生的各种概念、理论、学说统治着，恰如我们认为远古的人被他们产生的神话和巫术统治着一样。我们的先辈有着更为具体的神话，我们则遭受着抽象的力量的控制。”“我们对于文明的需要包含着对一种精神的文明化的需要。”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耗散理论创始人伊利亚·普利高津在其著作《确定性的终结》一书中写道：“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所有的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在时代中。互联网思维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正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现在还远远没到批判互联网思维的时候，因为目前全球经济依旧被传统制造业所统治，目前像小米手机、乐视电视、Roseonly等这些新型商业模式，不过是广袤草原上的星星之火，还处于野蛮生长的初始阶段。
互联网思维的革命性认识转变正是需要改变的勇气和创新的大无畏精神，从传统思维向互联网思维的转变将是开启“互联网+”时代商业革命的开端！
